包罗万象-龙应台在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稿
包罗万象---龙应台在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124年前，第一颗石头打下了桩，铺出的路，一路绵延到下一村——你今天的所在。Patrick Manson抵抗无知，坚持科学实证的知识学习;孙逸仙抵抗腐坏，坚持清明合理的管理制度。你是否想过：在你的时代里，在你的社会里，你会抵抗些什么，坚持些什么?
学程二期
我一般非常不情愿在毕业典礼演讲，因为这个场合的听众一定是最糟糕的听众——你还没开口，他就巴不得你已经结束，而且，他决心已下，不管你说什么，只要戴着方帽子走出了这个大厅的门，他这一生不会记得你今天说过的任何一句话。
虽然如此，我还是来了，不仅只是因为，受邀到医学院演讲是一份给我的光荣和喜悦，也因为我“精打细算”过了——迟早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的手里。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自然渴望在床边低头探视我的你，不只在专业上出类拔萃，更是一个具有社会承担﹑充满关怀和热情的个人。
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毕业典礼，五六年非常艰难的医学训练，今天结束了。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今天其实只是你“学程一期”的毕业典礼，一期的核心科目是医学。但是今天同时是你“学程二期”的开学典礼，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二期比一期困难，因为它没有教科书，也没有指导教授。在今天的15分钟里我打算和你们分享的，是一点点我自己的“人生”笔记。
奶粉和头虱
我成长在台湾南部一个滨海的小城，叫做高雄。1961那一年，小学二年级，发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个女生突然严重呕吐，被紧急送到医院。没多久，学校就让我们都回家了，全市的学校关闭。过了一段日子，当我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班上几个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种病，名叫“霍乱”。我们当时当然不知道，高雄的“邻村”——香港，在同时，被同一波传染病所袭击，15个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们的命运就是彼此相连的，但是我们懵懂无知。
是的，我是一个在所谓“第三世界”长大的小孩。想象一下这些黑白镜头：年轻的母亲们坐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价的圣诞饰灯，孩子们满地乱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来的恤衫;那运气特别好的，刚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标语，或者凑巧就是“净重二十磅”。
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第一件感觉讶异的事就是，咦，怎么美国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来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个女生都有头虱，白色细小的虱卵附着在一根一根发丝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为是白的头皮屑。时不时，你会看见教室门口，一个老师手里举着一罐DDT杀虫剂，对准一个蹲着的女生的头，认真喷洒。
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很多相同的记忆，而奶粉﹑廉价圣诞灯﹑霍乱和头虱，都是贫穷的印记。如果我们从我的童年时代继续回溯一两代，黑白照片里的景象会更灰暗。一个西方传教士在1895年来到中国，她所看到的是，“街头到处都是皮肤溃烂的人，大脖子的﹑肢体残缺变形的﹑瞎了眼的，还有多得无可想象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1900年，一个日本作家来到了香港，无意间闯进了一家医院，便朝病房里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见一个幽暗的房间，光光的床板上躺着一个“低级中国人，像蛆在蠕动，恶臭刺鼻”，日本人夺门而逃。
可是，为什么和你们说这些呢?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这样的场合，和你们说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
目光如炬者
你们是香港大学一百周年的毕业生，而香港大学的前身，是1887年成立的“香港华人西医学堂”。如果这点你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了不起，那我们看看1887年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不妨记得，在1887年，尸体的解剖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还是大逆不道的，而西医学堂已经要求它的学生必修解剖课。我们不妨记得，当鲁迅的父亲重病在床——那已是1897年，绍兴的医生给他开的药引，是一对蟋蟀，而且必须是“元配”。了解这个时代氛围，你才能体会到，124年前，创办西医学堂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改变时代的里程碑，你才能意识到，那幕后推动的人，必须配备多么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多么远大的器识与目光，才可能开创那样的新时代。是何启和Patrick Manson这样的拓荒者，把你们带到今天这个礼堂里来的。
1887年10月1日，香港华人西医学堂首度举行开学典礼，首任学堂院长Patrick Manson致辞——曾经在台湾和厦门行医的Manson到今天都被尊称为“热带医学之父”——他说，这个西医学堂，“会为香港创造一个机会，使香港不仅只是一个商品中心，它更可以是一个科学研究的中心”。看着台下的入学新生，他语重心长地说，“古典希腊人总爱自豪而且极度认真地数他们的.著名伟人，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新的中国，当学者争论谁是中国的著名伟人的时候，会有一些伟人来自香港，而且此刻就坐在这个开学典礼之中。”
三十多个学生参加了1887年的开学典礼，学习五年之后，1892年的首届毕业生，却只有两名。其中之一，成为婆罗洲山打根的小镇医生，另一个，觉得医治个别病人远不如医治整个国家，于是决定放弃行医，彻底改行。
这个学名登记为“孙逸仙”的学生，起先只有一个非常小的计划，有点像今天的大学生利用暑假去做小区服务。他走在香港的街头，看见英国管理的城市如此井然有序，惊异之余，百思不解：为什么只隔八九十公里的距离，自己的家乡，一个叫香山的小城，却是如此混乱落后?他的小计划，就是把香山变成一个小香港。说到做到，二十多岁的西医学堂学生孙逸仙，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家乡，号召同村的青年出来铺桥修路，目标是修出一条路将两个邻村连通起来。这个小计划，最后由于地方吏治的腐坏，以失败告终。小计划的失败，震撼了他，他于是转而进行一个略大的计划，就是推翻整个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