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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简析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周公及三代礼乐，乃后起儒学之先导，周礼制定之地洛邑成周，乃中国儒学之祖庭。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初唐四杰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简析，欢迎阅读。
初唐四杰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简析
初唐四杰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探讨他们的人格精神和创作实践存在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特质。
朝代的更迭往往会伴随文化思想的变革。出现于初唐高宗朝中后期的四杰，其文化心态和艺术精神相对于前朝文人及当朝的龙朔诗人，呈现出新的特质，在他们的人格品德和创作实践上都有深刻的反映。
1、“心事同漂泊，天涯共苦辛”
初唐四杰的得名，历来众说纷纭，学者曾作详细的考证。一般来说，“四杰之称大抵始于咸亨初年。”《旧唐书裴行俭传》言：“时有后进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可见四人的齐名缘于其文。唐人称颂四人才藻相类，喜欢对其品评比较。其实四杰不仅文才相似，综观一生，同样福薄命舛。纵使少负才名，无奈沉浮辗转，处境悲凉。王勃天资聪慧又有家学渊源，相传六岁能文;杨炯幼时博学聪敏，十岁举神童，待制弘文馆;骆宾王七岁以一首《咏鹅》显示过人才气，流芳千古。但命运不但没有偏袒才子，还额外降祸。王勃二十七岁遇险溺水而死，生命刚刚启幕就匆匆收场。杨炯一生宦海浮沉，官卑职小，晚年凄惨寂寥。卢照邻虽活到了六十岁左右，但三十八岁即得恶疾，几成残废，因难以忍受病痛折磨投水而殁。骆宾王的结局更是说法不一，无论兵败被诛还是投江自尽，都无尽悲凉。引用王勃《别薛华》中的“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评价四人实为贴切。
2、初唐四杰的人格品德
传统文人受正统儒家文化熏陶形成“达则兼济天下，穷着独善其身”的思想，四杰也不例外。青年时的王勃就有“学而优则仕”的抱负，他以才华为进阶石，以极高的政治热情撰写《上刘右相书》，直陈政见，挥斥时弊，希望跻身台辅，决策中枢，“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受到当权者的重用。杨炯二十七岁应制举及第，授校书郎。卢照邻为邓王元裕赏识，被授邓王府典签。骆宾王宦海几浮几落，但政治热情始终不减。四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王勃的《滕王阁序》云：“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可见其经世济国的宏愿。杨炯以《从军行》、《紫遛马》、《战城南》、《送刘校书从军》等边塞诗赞美边塞将士保卫边疆、建功立业的爱国抱负，更流露豪情壮志。卢照邻的《咏史》吟咏汉代季布的风云际遇，寄寓了他兼济天下的进取意识、积极入世的愿望和坚持操守的精神。骆宾王虽一生坎坷，但从未放弃政治抱负，《从军行》表现了他投笔从戎、忠君报国的凌云壮志。
有学者撰文说明王勃、杨炯的儒学思想源于关陇儒学和河汾之学。卢照邻、骆宾王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齐鲁之学。朝代的更迭致使统治思想亦产生变革，唐朝的统治者自然摒弃前朝的不良影响，从新的角度发掘儒家思想的内涵，“贞观君臣继承了周、隋以来北方儒学强调的‘王道政治’的理论，并明确标举以‘尧舜周孔之道’为其政治指导思想。”四杰接受的正是这样的儒家思想，这成为他们经世济国、兼济天下的宏图伟愿的根源。前面说到，命运对初唐四杰十分不公。在表达宏图伟愿的同时他们又有不少抒写内心苦痛的诗文。四杰将怀才不遇的个人感伤与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结合，表现出不卑不亢、白璧无瑕的高风亮节。王勃才高位卑，政治上屡遭挫折，一首《别薛华》将悲凉不幸浓缩字里行间，但他没有停留于此，《采莲曲》以优美的文辞、真挚的情感抒发采莲女对远征丈夫的思念，反映连年征战的社会现实。卢照邻的五言诗《曲池荷》寄寓了他抱才不遇、早年零落的心境，《赠益府群官》透露出个性耿介、不同流合污的品德。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既表现了“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无奈，又坦白了光明磊落的心迹。相对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略早一些的龙朔诗人的利欲熏心、阿谀献媚，初唐四杰以诗文表白心迹，显示其兼济天下、刚正不阿的胸襟品质。
3、初唐四杰的诗文创作
前面分析四杰的人格品德大都是以其创作的诗文为佐证。但初唐四杰对文坛的变革不是完全颠覆性的。“历来认为，初唐文学思想是以对六朝绮靡文风的批判作为起始的，但是，无论是初唐史家还是以‘四杰’为代表的初唐诗人并未完全摆脱六朝文风的影响。”四杰承袭了六朝文体，对于声律对偶等形式因素，四杰并未排斥。真正为他们所不屑的，是内容贫乏格调萎靡的馆阁体诗风。四杰继承前代文体而批判前代文风。
无论是王勃的《滕王阁序》还是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都是对仗工整、文才华丽的骈文典范。《滕王阁序》用典繁多而贴切达意，《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挥洒自如而通畅易晓，两文都摆脱了齐梁以来骈文碓砌辞藻的弊病。初唐四杰对于骈文并不是一概否定，好的文学样式应该在有才华的人手中大放异彩，而不应落入平庸之辈，成为一堆无意义的华丽辞藻的堆砌。这正是王勃等人既否定前代文人，同时自己的创作又颇为讲求形式技巧的原因所在。
此外，初唐四杰因所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一直希望能跻身上层。所以尽管他们有高洁的品德，初唐四杰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但对朝廷的态度还是以雅颂为主。这种雅颂建立在经世济国、兼济天下的思想基础上，言之有物，以理服人。这和龙朔诗人舍道弃儒后的献媚和娱上有本质的区别。正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所批评的“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一方面是指龙朔文人由于为文绮碎、雕刻而导致形式上的柔弱无骨、缺乏感情的力度，另一方面则指龙朔文士由于轻儒弃道而导致人格上的柔媚无骨。”初唐四杰对当时文风的批判可见一斑。
总之，初唐四杰无论人格品德还是创作实践都给初唐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们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儒家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的不同点
第一，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易经》作为儒家五经之首，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正是“天人合一”的精神，《易传》进一步阐述了这种精神，主要是说人们要认真观察自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也就是要向大自然学习，不断提高人们的生存能力，而人们又必须有节制、适度地利用自然为人类谋福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二，儒家人本思想以集体为本位；西方人文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儒家人本思想重视家庭、家族、国家这种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必须以集体利益为前提，对家庭要以孝悌为核心，对国家要以忠诚为基本价值，因此集体主义是儒家的主要价值取向。而西方人文主义则更重视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时甚至会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
第三，儒家人本思想强调善重于智，而西方人文主义则重视自然科学和理性。儒家以人格善为最大目的，因此非常重视人的道德完善，强调克己复礼，强调修身、齐家是一个人的最基本道德要求。而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农耕经济时期，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要求不是很高，客观上造成儒家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而是偏于重视人自身品格的完善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于是儒家特别重视“德治”，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的著名论断，实际上是促进和推动了儒家仁学的宗教化，客观上形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重义轻利的倾向。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西方人文主义重视自然科学知识，从古希腊时代的“美德即知识”到近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在西方形成了尊重知识的优秀传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近代欧洲的自然科学也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且促进了自然哲学的发展。自然哲学重视自然科学和理性，他们力图以科学和理性来反对中世纪独断主义的封建神学，以解放神学统治下的人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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