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对翻译研究干预的讨论论文
翻译研究长期一直在三个领域内得到关注和进行：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但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都由一种语言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占主导地位，认为翻译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因此译者唯一的选择就是忠实于原作，并流畅地将其在目标语中加以表达。随着比较文学学者的干预，翻译中的接受因素开始受到重视，不少翻译研究者在考察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存在的事实上的关系时，自觉地关注某一文学文本通过翻译的中介在另一文化语境中的接受和传播，从而使得翻译研究中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的因素大大地增多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还发现，所谓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国读者对之的主动接受和创造性阐释，因此在接受美学的影响下，新一代比较文学学者更为关注的是这种创造性的接受所导致的异变。而文化研究学者，特别是后殖民理论批评家的努力则使得翻译研究更为关注这样一些带有文化研究成分的现象：再现、霸权、操控、性别，种族，殖民，身份认同等，从而大大地推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系列的努力使得翻译研究的疆界扩展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本文主要讨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是如何干预翻译研究进而推动其文化转向的。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对峙还是对话
在局外人看来，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应该有昔密切的亲缘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显然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而且随着各自的发展，前者的领地越来越被后者侵占，因而有人惊呼文化研究的兴盛为日益萎缩的比较文学学科敲响了丧钟。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法，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们为何都如此关注翻译的作用和翻译研究呢？我认为，对此至少有如下不同的原因。
关于文化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和现状，我已在其它场合作过多次介绍（王宁，2003)，这里仅就中国的文化研究现状而加以讨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理论思潮蜂拥进人中国，致使有着自己独立人文传统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方面的由西向东的“理论的旅行”（赛义德语）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理论的双向旅行和交流。由此来看当前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我们发现它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尤其是来自指向长期被压抑的边缘文化甚或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照乔纳森?卡勒的描述，比较文学界确实出现了漫无边际的“泛文化”倾向：除了跨文化、跨文明语境的文学之比较研究外，还涉及文学以外的哲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医学等话语。在当今的比较文学青年学者中，以影视和大众文化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者，不仅在西方学界不足为奇，就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开始出现。因此卡勒呼吁，“把文学当作其他话语中的一种似乎是有效的和值得称道的策略”。但也有学者则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可以达到互补的境地，因而没有必要与后者形成对立关系显然，在当前的开放语境下，后一种态度应当值得提倡，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使得比较文学既保持自己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学科特征，同时又不至于在众多学科的冲击下全然解体。最近由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学者苏源（HaimSaussy)主编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最新十年报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就可算作是美国的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果作出的最新反应。
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倾向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全球化之于文化和文学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研究的崛起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对当代各种文化现象的分析和阐释，我们也许能够提出一些积极的策略，从而促使它们共存乃至达到互补的境地。这样，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就不一定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和共融的和谐关系。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都十分关注翻译，并且有志于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干预，因此他们在这一结合点上走到了一起，并为其发展共同推进。毫无疑问，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翻译的中介，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翻译的必然产物（王宁，2006)。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应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因而能够使我们的文学研究真正成为一种全方位和立体式的研究。在这方面的任何比较和跨文化研究都离不开翻译的中介，这也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都积极地参与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研究学者对翻译的重视和对翻译研究的关注决不是偶然的。在今天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时期，对于翻译研究这门长期以来被压抑在学术理论话语边缘地带的“亚学科”的前途如何把握，正是文化研究需要正视并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既然不少翻译研究者都认为翻译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那么就有理由将翻译研究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我们才能对有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特征的中国翻译研究现状和未来，作出较为准确的把握。
毫无疑问，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是语言，而翻译研究的切入点首先也自然是语言，只是在这里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意义的“语言”，应扩展到带有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discourse)的范围，因为当今时代翻译的内涵，显然已经涉及到了后者。此外，今天文化研究的传媒特征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它几乎与传媒现象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文学研究的距离渐行渐远。既然翻译属于广义的传播媒介范畴，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无疑也是比较恰当的。因此来自欧洲的各种文化研究理论在美国的风行，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取决于翻译的中介作用，只是翻译在这里已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转述功能，而带有了范围更广的文化翻译和理论阐释功能。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翻译正在从字面转述走向文化阐释。文化全球化既打破了文化的疆界，同时也打破了学科的疆界，这对传统势力较强的老学科无疑有着强有力的颠覆作用，而对于翻译这门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地带的“亚学科”的崛起，倒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也可以通过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例子来证实。一般说来，能够被翻译家选中的文学作品大多数是经典文学作品，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当然也有人不惜花费时间重复劳动牟取暴利，“重译”早已有人译过而且质量上乘的文学名著，或粗制滥造，赶译一些质量低劣的通俗文学作品。尽管如此，考察和研究翻译自然要把翻译者的选择和译介这两个因素都包括进来。由此翻译研究实际上又起到了一个中介作用：属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文学等级的作品，首先须经过翻译者的选择，因而翻译者本人的意识形态背景和鉴赏力，就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尤其体现于一部作品的首次译介。
在学科的分布上，翻译研究长期以来依附于对比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研究，在有的学科内，甚至连翻译研究的地位都不容存在，翻译研究的刊物也面临着市场经济的筛选而难以生存。上世纪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再度勃兴，倒是使翻译研究成为该学科领域内的一个分支，即媒介学或媒介研究。现在，文化研究打破了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天然界限，实际上也就认可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翻译学或翻译研究——得以存在的合法性。文化研究至少可以给我们的翻译学术研究提供理论武器和观察视角，使我们站开一段距离，超越于单一的思维模式，最终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更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而不仅仅是解决几个具体操作技巧性的问题。因此，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必定有助于中国的翻译研究早日与国际翻译研究界接轨，同时也有助于翻译研究得以在分支学科领域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地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对权力，尤其是语言和文化上的霸权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消除一系列人为的二元对立和等级界限、消除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界限，使往日高高在上，自命肩负启蒙使命的知识分子走出知识的象牙塔，投身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首先成为社会的一分子，然后方可实现其“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的理想；它也有助于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天然屏障，使文化全球化成为不同文化可赖以进行对话的一个广阔的背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信息的无限度传播和扩张，这一切均通过国际互联网来实现，而目前的网上联络和获取信息，则基本上是以英语为媒介。由此可见，在一个大部分人都不能自由地运用英语来交流的国家，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还是通过翻译，这样便造成了翻译上的“逆差”，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学翻译上的逆差，即把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化和文学译介到中国，无论从质量上或数量上说来，都大大胜过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翻译介绍到国外。以至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大大胜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此外，从文化翻译的高要求来看，光是掌握语言本身的技能，并不能完满地完成把中国文化译介到世界的重任，这又将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文化问题，因此从事翻译研究必须超越语言的局限，将纯语言层面上的转述，上升为文化内涵的翻译和阐释。由此可见，弘扬一种文化翻译和跨文化传统的翻译研究，实在是势在必行了。
就这一点而言，翻译及其研究将起到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这也是任何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所无法起到的：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无限扩张的时代，人们对翻译的需求越来越大，它无疑有着广大的市场，因而市场的萎缩不会对翻译产生副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它也可以借助于传媒地位的提高来发展自己。此外，全球化时代对语言的信息化、电脑化和数字化的高要求，也对我们的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者，翻译研究本身也将逐步经历非边缘化的运动，最终达到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既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同时又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的边缘学科之目的。
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翻译理论和思想，就是由两位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他们又被称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着述的出发点和讨论问题的视角都是比较文学。他们所关注的翻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的转换，而是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的翻译和接受。因此他们的努力代表了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千预。
一般认为，已故比利时裔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6Lefevere，1946-1996)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入翻译研究的主要代表。他也和巴斯奈特一道被称为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不管这一“翻译研究学派”是否存在，他们对这一学科从无到有进而不断地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都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勒菲弗尔至今仍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有着重要影响的是这三本着作：《翻译、改写和文学名声的操控》(7V<ms7ario?，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1992)，《翻译文学：比较文学语境下的实践和理论》(TranslatingLiterature：PracticeandTheoryinaCompara-riveZiteramreCo?te(^，1993)，以及和苏珊?巴斯奈特合着的《文化的建构：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Cultures：EssaysonLiteraryTranslation，1998)。这些着述广泛涉及比较文学的接受与影响研究，文学经典的形成及重构问题，文学翻译的操控和权力关系以及翻译的文化转向等前沿理论课题。
《翻译、改写和文学名声的操控》讨论了本人并不从事原创性写作但是专事改写别人作品的那些人的写作（翻译）实践。该书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出发，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勒菲弗尔试图表明，改写——翻译、选文、撰史、批评及编辑——是如何影响文学作品的接受和经典化进程的。他指出，有四种主要的改写形式，而在这四种形式中，翻译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也是作者讨论的重点。勒菲弗尔同时也揭示了这些改写的实践是如何出于各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目的对文学作品的生产和传播起着操控作用的。应该说，这部专着是一部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着作。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传统的比较文学的接受-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而是引入了文化研究的一些论题，诸如霸权和话语等。勒菲弗尔将文学生产和接受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和历史参照系，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生产视角对文学的社会历史语境作了重新估价。他还从文学研究的立场讨论了这样一些颇有争议的观点：原创性（originality)、灵感(inspiration)、审美卓越性（aestheticexcellence)等。作为一位比较文学学者，作者不仅跨越了语言的疆界，同时也跨越了国别和民族的界限，在一个广阔的欧洲文化语境下来考察这些古典和现代的文学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的境遇以及翻译对之的能动“操控”作用。
勒菲弗尔首先指出，所有的翻译实际上都是对原作的改写，改写者绝不是没有自己主张的模仿者，既然改写者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环境中的人，那么他们就有着自己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和审美理想，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写起着操控的作用，它同时也能奏效。因此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对之进行研究。实际上，研究改写甚至可以产生某种超越教育体制的壁垒森严的小集团的重要意义，因而是一种使文学研究总体上失去的某些较为直接的社会意义恢复到某种文学研究的途径”（Lefevere，1992：9)。那么改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它要达到何种目的呢？勒菲弗尔指出，“改写的同一基本过程就是翻译、撰史、选文、批评及编辑的作用。显然，其他形式的改写也发挥作用，例如电影和电视的改编……既然翻译是最明显地得到认可的一种改写形式，既然由于它能使一位作者或一部或一系列作品的形象在另一种文化中得到成功的表现，那么它就具有潜在的最大影响，从而可以把那位作者或那些作品提高到超越其始源文化之界限的境地”（同上：9)。这段叙述形象地再现了福柯对知识、权力和话语三位一体之关系的描述：知识产生于权力，而权力又是通过话语来得到表达的，因此话语实际上占据了中心地位。按照福柯的这一理论，翻译也就是一种话语实践活动(discursivepractice)。翻译者往往涉及两种话语：源语的话语和目标语的话语，因此成功的译者实际上在操控原作在目标语中的接受和传播。显然，勒菲弗尔对改写的如此看重与本雅明的翻译赋予原作以来世生命的观点不仅一脉相承，而且还将其推向了新的极致。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翻译是一种改写形式，那么出于不同的目的，译者完全有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原作进行任意的改写。正是由于译者可以对原作进行任意的改写，因此人们长期以来对翻译者的一个偏见可以用一句意大利格言来概括：翻译者，背叛者也。但是对曾经也从事过翻译实践的勒菲弗尔来说，这种背叛的行为首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他为之辩护道，“永远地消除那句格言吧，翻译者不得不成为背叛者，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本人却不知道这一点，而且在几乎所有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要他们还留在自己生来就驻足或后来移人的那一文化的疆域里就无法不这样做”（同上：13)。对于译者来说，既然已经不得已而走上了这条“背叛”之路，那就要把这项“背叛”工作做得更好，因为确实诚如勒菲弗尔所意识到的，一位真正具有主体意识的译者是不甘心屈尊于原作的，他/她总想以各种方式彰显自己的语言个性特征和表达风格，因此在翻译实践上，他/她便不得不扮演一个对原作进行改写的“叛逆者”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学翻译中。一切有着自己独立意识形态主张和美学/诗学理想的译者/改写者都试图以自己的译作去影响目标语的文化进程因此这种形式的改写也就演变成了主动的“操控”。
在勒菲弗尔看来，对译者的改写有着主要影响的另一因素还有诗学，出于不同的诗学目的，译杏/改写者就可以取得不同的效果。有时，译者通过翻译还可以引人目标语一种新的文类，诚如勒菲弗尔所注意到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冯至的十四行诗翻译不仅为他自己的十四行诗创作一立了合法性，同时也把这一古老的欧洲义？文类引进了中国现代文学，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形式的改写者所做不到的。因此，从文学经典的构成着眼，改写所起到的作用就远远超越了语言转换的浅层次作用，达到了对目标语中文学经典进行重构的目的。
毫无疑问，改写也许会操控作家的文学名声在目标语文化中的传播，对此勒菲弗尔认为，对文学的改写在这种进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互相对立的诗学之间的斗争常常是由作家挑起的，但是最后却是改写者进行斗争并且取胜或者失败。改写也是一种可用以测量在何种程度上一种诗学得到内在化的完美的标准……改写，主要是翻译，深深地影响了文学体系的相互渗透，而不仅仅是使一位作家或作品的形象在另一种文学中得到表现，或无法达到这种境地”（同上：38)。由此看来，改写所达到的并非只是操控作家名声这一表面的目的，它更在深层次上影响了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在另一文学中的传播和接受。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同时蕴含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而翻译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平衡这种可译和不可译的张力并将其内在的可译性发挥到最完美的境地。这样，翻译者所传达的就不仅仅是原作的基本信息，他/她还通过自己的表达风格在目标语中再现了原作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主张。
勒菲弗尔在书中反复强调，“有两个因素可以从根本上决定一部文学作品的形象被翻译成功地表现”，这两个因素就是“译者的意识形态”和“在译文形成的时代接受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这两者并不矛盾，最后仍会殊途同归，因为“意识形态规定了译者准备使用的基本策略，因而同时也规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些问题恰恰都是关涉原作中所表达的“话语世界’（universeofdiscourse)(客体、概念、属于原作者所熟悉的世界的习俗）以及原作本身所据以表达的语言”（同上：41)。由于翻译的表达媒介是语言，所以最后都要回归到语言上来，他据此提出了“话语世界”的概念，并以此来消除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这方面，他并没有太远地偏离传统的翻译对语言的重视，而是把语言表达的作用大大地扩大了。他将翻译/改写过程中语言的作用总结如下：
语言都是具有差异的，任何程度的译者训练都不可能消减那种差异。$而，译者训练却能够使译者认识到翻译诗学的对性以及那些无法用来“克服"(overcome)语言之间差异的策略，因为这些都是无法否定的和给定的，但是这些策略却可以使“它们的”原作形象得到成功的表现，因为它们受到各种考虑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来自意识形态或诗学，同时也来自译作的意向性读者(intendedaudience)。这些策略决不只限于语言学的领域，它们同时在意识形态、诗学、话语世界以及语言学的层面上发挥功能（同上：100)。
由此可见，在勒菲弗尔看来，通过翻译的中介，一部文学作品得以在另一文化语境中被接受，而这个接受者就是所谓的“意向性读者”。在此，勒菲弗尔完成了对翻译研究的四种因素的描述，他在后续着作中对这四种因素又作了等级排序：（1)意识形态；（2)诗学；（3)话语世界；（4)语言。
作为一位长期在大学从事比较文学教学的学者，勒菲弗尔始终把翻译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并身体力行，将这种主张传达给广大学生。《翻译文学：比较文学语境下的实践和理论》就是应美国现代语言学会邀请为大学的文学系科（包括英文系、tb较文学系以及各国别文学研究系科）撰写的一部翻译教科书，其中的一些观点散见于他早先的着作和论文中。但是对于有着建立翻译学学科并使之独立于比较文学学科之使命的勒菲弗尔来说，这不谛是一个向年轻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翻译启蒙教育的极好机会。在这本书中，他十分清楚地指出，翻译的再现作用是通过人来实现的，而人决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主张的译者对原作的改写程度显然是不同的，因此同一部原作在不同语言文化语境中被“改写”和被接受的状况就不尽相同。这就是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的原因所在。
我们说，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这也具体地体现在他们对文学翻译过程中文化的作用的强调。正如勒菲弗尔所指出的，“……翻译确实是一种文化适应和同化的过程。它拒绝陈腐的规范性方法的终极目的论，然而却热情地包容其中的一些技巧方面的遗产，诸如成分和功能分析。由于无须尽到为翻译提供法则和为判断译文提供标准的义务，因此本书主张文学翻译研究的三个领域：过程，产品和接受”（同上：12)。应该说，他的这种开放式的翻译研究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二者都反对翻译标准的固定化，前者反对做出价值判断，后者则有一个理想的最好的翻译；前者对翻译的研究包括了过程、产品和接受诸方面，后者则突出过程。但二者在强调翻译中文化的因素方面则是一致的。
当然，反对价值判断并不排除翻译批评，相反，勒菲弗尔十分重视来自读者对译者及其译作的批评，他指出，“译者必须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话语世界的层面反复作出决定，而且那些决定始终对来自赞同某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读者的批评开放，这些读者确信在他们的时代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这种诗学的至高无上性；同时，他们也对译者所选择的使话语世界的成分明白易懂或仅凭直觉就知道的策略感到不满”(同上：88)。既然文学翻译涉及文学生产和接受研究的各个方面，那它就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性，所引起的批评性争议就不足为奇了。对此，勒菲弗尔肯定是十分清楚的。
作为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一样，在任何时候都十分关心这门学科的定位、研究现状及未来前景。虽然他的主要专业是比较文学，但是他始终认为，从事任何形式的比较文学研究，研究者都必须涉及翻译问题，但是实际上，研究者往往将翻译仅仅当成研究的一个工具或手段，而不给予它以应有的重视，因此这就导致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长期以来受到的边缘化境遇。而勒菲弗尔本人则试图通过教学和研究两方面来改变这一现状，翻译研究已经被边缘化了，而且翻译生产的地位也是很低下的，在文学的国度里这至少是由四个因素造成的：作为“世俗经典"（secularscripture)的浪漫主义观点以及它同时对原创性的强调，浪漫主义对文学和语言的同等重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语言和民族的同等重视，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语文学家对阅读原文文本的强调，以及新批评派几乎专一地强调解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确实，上面这段引文中所提及的四个因素至少有三个因素都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中心主义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他认为，要想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呼唤一种翻译的文化转向就势在必行。这实际上也为后来巴斯奈特对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之等级序列的颠覆起到了某种先声作用。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等级秩序的颠覆
作为勒菲弗尔的亲密合作者，巴斯奈特的着述也极大地推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巴斯奈特着述甚丰，共出版有近20种着作或编着，其中最主要的着作包括：《翻译研究》心1980)和《比较文学：批判性导论》(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1997我们下面主要从这两本书人手讨论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翻译思想。
《比较文学》一书出版于1993年，当时的比较文学学科正受到来自各种新理论思潮的冲击，其疆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本书出版之前，人们曾对巴斯奈特抱以很大的期待，希望她能力挽狂澜，挽救比较文学学科所面临的危机。但是读了该书之后，人们才感到作者的解构和建构策略的强大冲击：对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的解构和对翻译研究学科的建构。十年后，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出版了一本题为《学科的死亡》的书，正式宣告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和新的比较文学的诞生，?传统的比较文学因而再次陷入危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巴斯奈特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比较文学圈内酿起的轩然大波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本书作者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现状和发展并没有抱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从历史的追溯开始，探讨了比较文学的诞生、对欧洲疆域的突破、在英国的驻足、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多重比较性身份，文化研究的冲击以及性别研究和主题学研究的介人等问题，最后作者考虑到比较文学学科的现状，干脆直截了当地呼吁人们的兴趣应从比较文学转向翻译研究。所以说，这本书既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干预了翻译研究，同时更是借助翻译研究的发展势头冲击了日益僵化的比较文学研究。
我们说，比较文学学科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那么与翻译研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何处呢？巴斯奈特指出了几个方面，其中来自翻译方面的冲击也不可忽视：“英语的传播和古典语言的衰落也意味着比较的课程越来越需要通过翻译来研读文本了，这就引发了另一些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如果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写出的文本通过翻译来阅读的话，那么这一个结果就可能是还原性的，那样一来，这些文本就可能显现出如同同一个文学体系的一部分”(Bassnett，1993：45)。确实，正如许多比较文学学者所意识到的，英语的普及使得每一种古典欧洲文学文本都有了英译本，这些英译本大多是归化式的翻译，至少在语言表达方面具有某种“趋同性”，因此读起来就像用英文写作的原作一样，既然相同多于差异，这样的比较又有何意义？
因此，巴斯奈特干脆直白地宣布，“今天，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已经死亡了”。但是另一方面，具有悖论意义的是，比较文学学者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又十分活跃，他们出没于各个领域的学术会议，着书立说，各大学里的比较文学系所也不断地举行各种学术活动，并对整个人文学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这种状况又作何解释呢？巴斯奈特接着指出，“但是它是在另一些旗号下存活的：当前在世界许多地方进行的对西方文化模式的激进的重估，通过性别研究或文化研究提供的新的方法论洞见超越了学科的界限，以及对发生在翻译研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过程的审视”（同上：47)。所有这些现象均说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比较文学研究确实陷人了一个悖论式的危机：作为一门学科，它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许多原有的领地不是被文化研究所占领就是被批评理论侵吞；但另一方面，比较文学学者的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和对前沿理论的敏锐感觉，再加之他们那训练有素的写作能力又使得他们很容易越界进人一些跨学科的新领域并发出独特的声音。这正好与这门学科本身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相当一大批比较文学学者今天并不在研究文学，而是在从比较的视角研究其他学科的论题，比如传媒研究，性别研究，影视研究，以及少数族裔研究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在体制上依附于比较文学学科，对于这一现象，巴斯奈特自然十分清楚，所以她一直在寻找各种机缘来为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的确立而努力。
作为身兼翻译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巴斯奈特，自然十分关心译者地位的提高，她和韦努蒂一样，也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她在本书中指出，“激烈地进行了数百年的关于翻译的辩论经常关涉译者的隐身或缺席。译者究竟是一个透明的管道、也即一种可供源语文本神奇般地在其通道中发生变化并进人目标语的玻璃管，还是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一分子？”（同上：99)但和韦努蒂不一样的是，她并没有专门为译者主体性的彰显而呐喊，她更关心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翻译研究在近几十年内的发展，而随着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提高，译者的地位自然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因此，在平行讨论了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巴斯奈特在该书最后一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中，大胆并直白地指出，有鉴于比较文学的衰落，“然而，形成对照的是，翻译研究却赢得了地盘，并且自1970年代以来凭借其本身的实力而逐步被看作是一门学科，它有一些专业学术团体、期刊和出版书目以及大量的博士论文”（同上：138)。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应当把翻译研究看作一门主干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一个有价值但却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同上：161)。可以说，巴斯奈特的这本书至少在理论上完成了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解构和对翻译研究学科的建构。如果从翻译研究今天在世界各地的长足发展来看，她的预言确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比较文学并没有消亡，旧的欧洲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虽然日益萎缩，但扩大了疆界并引入it化研究课题的新的比较文学仍有着较大的活力，并在欧美国家以外的东方诸国呈现出繁荣的态势。这一现象恐怕出乎巴斯奈特的意料之外。
《翻译研究》可以说是奠定巴斯奈特作为一位主要的翻译研究学者地位的重要着作，同时也是近20年内比较普及的一本翻译研究教科书。在本书的三大部分中，她首先概述了近几十年来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如意义、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对应论以及跨文化交际翻译等；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发展角度追溯了翻译理论的演变以及不同时期的学者对翻译概念的不同理解；第三部分则涉及具体的文学文类的翻译及其存在的问题，涉及诗歌、小说和戏剧文学的翻译，对欧洲语言文学的翻译者和研究者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若从全书所涉及的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来看，它应该是一部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研究翻译的重要着作。
当然，从该书1980年出版第一版直到2002年第三版的问世，国际翻译研究领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她本人参与推进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其逐步步入当代文化学术的主流。因此她在第三版“序言”中，首先开宗明义地对语言学和文化视角的翻译研究作了区分：
具有1980年代前翻译研究之特征的文化和语言学方法虽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此时这一分野正在逐渐消失，部分原因在于语言学中的一个转变，即学科内出现了一个公开的文化转向，部分原因则在于那些积极探讨植根于文化史的翻译的学者不那么积极地去扞卫自己的地位了。
实际上，巴斯奈特早已经注意到，随着文化研究的崛起，翻译的文化转向致使翻译的本来意义发生了变化，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对翻译的作用作了全新的阐释，尤其是后殖民理论家对文化翻译策略的使用更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性，例如，“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霍米?巴巴用“翻译’这一术语并不是去描述文本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从一个地方传载到另一个地方法的词源学意义。他隐喻般地使用翻译来描述当代世界的条件，在这个世界中数百万人每天移居各地并改变自己的位置”（同上：6)。毫无疑问，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导致了文化身份的越来越不确定，来自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需要协调和沟通，因此翻译的文化特征就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她也肯定了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的多元系统理论的功绩：“多元系统理论弥合了1970年代造成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之间的这一鸿沟，并提供了新的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可能建立的基础。多元系统理论至关重要的是对目标语文化中的诗学的强调”（同上：7)。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多元系统理论也对翻译研究走出语言的囚笼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这样的贡献很快就被更带有文化转向冲击力的解构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理论所堙没了。
在“导言”中，巴斯奈特回顾了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指出，尽管翻译研究涉猎很广阔的领域，但仍然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领域，或者说四个范畴：（1)翻译史的研究；（2)目标语文化的翻译；（3)翻译与语言学；（4)翻译与诗学（同上：16-17)。在她看来，前两个范畴是今天的翻译研究学者讨论最多的话题，因为它们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
对于翻译学科之外的学者对翻译研究的种种看法，巴斯奈特十分清楚，她认识到，作为一门依然十分年轻的学科，翻译研究仍缺乏深厚的理论积淀，“翻译中的评价问题与先前讨论的翻译地位的低下问题密切关联，这就使批评家得以从一个假想的居高临下的位置来对翻译文本说三道四。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翻译研究的成长则应当朝着提高翻译讨论的水平的方向发展，如果要为翻译的评价确立某些标准的话，那么就要从学科内部而非外部来确立那些标准”(同上：19)。毫无疑问，以往的文学-语言学翻译之争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争论的双方都从自己的学科领域出发，而没有考虑到翻译研究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她认为这是导致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的水平始终提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本书中，巴斯奈特还花费了相当的篇幅回顾了翻译的发展史，但切入点是问题。她总结道，“通过这一简略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时代流行着不同的翻译概念，而且译者的功能和作用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这些转向的解释是文化史研究的范围，但改变翻译的概念对翻译本身的过程的影响则将在今后漫长的时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同上：77)
在考察了一些用欧洲语言撰写的诗歌在英语中的翻译之后，巴斯奈特还对翻译的现代性作了阐发，她认为，“所有的翻译都反映了个体译者的阅读、阐释和对由翻译和原作文本之功能的概念决定的标准的选取。因此从我们审视的这些诗来看，我们便可看到在某些情况下，语言和声调的现代化已经得到特别的对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有意识的仿古却一直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决定性特征”（同上：102)。但无论是从译者的视角还是从读者的视角来看，翻译都不可脱离自己的时代，因此每一个时代的译者都应该生产出与之相适应的译作。
对于译者的能动作用，虽然巴斯奈特反复做了强调，但是，她依然通过具体翻译文本的分析指出，“让译者保证自己摆脱那些在不同的时刻流行并主宰翻译的成规的限制是可能的，而且负责任地把文本当作元文本或翻译-阅读（语际阅读）可据以开始的出发点来看待也是可能的……各种不同的标准在翻译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而且都必不可少地包含了表达上的转变，因为译者始终在为将自己的实用性阅读和目标语文化系统的要求相结合而奋斗”（同上：105)。这样，译者的任务就不仅仅是从语言上再现原作，他还要对目标语文化的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应该说，这正是所谓的“文化学派”翻译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在这方面，巴斯奈特的开拓性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最后，在本书结语中，巴斯奈特在承认翻译研究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的同时，进一步指出，“来自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术语的一大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伴随而来的价值判断来摆脱陈腐的和含混不清的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冲突。我们还可以摆脱作者指向的（author-directed)翻译与读者指向的（audience-directed)翻译之间的不确定的区分”（同上：133)。在这方面，巴斯奈特显然吸取了一些多元系统理论和解构主义的翻译原则，其目的在于使这门学科关注的问题越来越朝着文化的方向发展，而不必拘泥于具体的语言文字上的无端争论。应该说，这也是大多数来自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翻译研究者所坚持的立场。
今天，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学的疆界已经大大地扩展了，许多在过去的形式主义文论家认为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今天已经堂而皇之地进人了文学的殿堂，所导致的一个后果便是，不仅比较文学的面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化研究也在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人们也许会关心，巴斯奈特是否仍坚持翻译研究应有的学科地位呢？她是否还会像当年那样为翻译学的合法性大声疾呼呢？但出人意料的恰恰是，她于2006年在《比较批评研究》(CbwparariveCW?z'c<3/丛刊第三卷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文章：“21世纪比较文学反思”(1^：(16￡；1：1〇11011(^011^3瓜1^61^6瓜-tureintheTwenty-FirstCentury)，在这篇文章中，她改变了过去的厚此薄彼（比）的激进立场，而是更为激进地宣称，她当年写作《比较文学：批判性导论》一书的主要动机，“一是要宣布比较文学的死亡，一是要提升翻译研究的形象。今天，反观那个主张，看来基本上是错误的：翻译研究在过去30年里发展并不快，对比依然是翻译研究学术的核心。要是我今天来写这本书，我会说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S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比较文学的危机，源自于过分规定性与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的结合，它们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也互不相关。”0这样，关于比较文学危机的话题就再次被提了出来，而且也隐含着翻译研究的内在危机。研究者们将如何从理论上来回应这一现象带来的新的挑战？确实，在一个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的年代，理论的功能无疑也发生了转变，它不仅要指向文字的文学文本，同时也须关注由图像和符号构成的视觉文本。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越界行为早已不足为奇，而文化研究学者也在逐步地摆脱“纸上谈兵”的传统方法，他们越来越关注产生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视觉文化，而在这方面，翻译研究将有何作为？它如何走出封闭的“语言的囚笼”？它是否也应该关注围绕我们身边的各种图像和语符组成的文本的翻译和阐释？这些均是我们期待文化翻译学者回答的问题。在这方面，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做出的开拓性工作为我们中国学者在新世纪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当年，处于草创期的翻译研究确实从比较文学那里攫取了不少理论和方法，今天，处于繁荣期的翻译研究，能否帮助比较文学摆脱“危机”呢？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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