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沈万三”说明了什么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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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昆山市周庄现存有一部来自湖北省孝感市的《澴川沈氏宗谱》。据该谱序文介绍，它于清顺治戊子年（1648年）创修，又在嘉庆间、咸丰间、民国八年、1995年四次续修。现共28卷（册），分有“宗祠全图”、 “历代溯源考”、“先德烈传”、“行状墓志”、“艺文志”及各屋各房世系支派表等多个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沈氏八十世祖、元末明初巨富沈万三的家世——他的父亲、兄弟、儿孙的记载是非常“另类”的……
该谱载：沈万三兄弟共六人，父为沈黼朗；沈氏兄弟六人各有不同际遇；沈万三以次子宗卿出嗣弟弟万四，并改名承祀，承祀生观。沈观即为湖北孝感沈氏始祖。
《澴川沈氏宗谱》有关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有多处，其中最详细的是卷二《溯源考》中的“世系表”：沈万三父，黼朗，为七十九世，下注“子六”。在谱中，此公行状基本空白，只说了他有沈万三等六个儿子而已。
沈万三兄弟六人，为八十世。万一，下注“原名寿一，江同知（原文如此——笔者注）”；万二，下注“洪武元年攻张士诚，驻跸太湖（原文如此——笔者注），迎忠武王（原文如此——笔者注）徐达及诸王于家之百尺楼，献饷万石，封骠骑将军”；万三，下注“洪武欲诛之，马后谏之，得不死，十四年徒云南，以子宗卿嗣万四，更名‘承祀’，留江南”；万四，下注“原名寿四，字世长，洪武以其孙介（应为“玠”——笔者注）为户部员外郎”；万六、万七，下注“分居越之乌程、归安、仁和诸邑”。
八十一世共五位。良卿，万一子；永卿，万二子；仲卿，万三长子；传卿，字承祧，万四子；宗卿，字承祀，万四嗣子，洪武辛未以骠骑将军从庆王出封陕西宁夏卫，开府潍州群牧所，子观。
八十二世共八位。松、柏、俊、清、澄、忠、玠、观。末位的“观”，即沈观，是湖北孝感沈氏始祖。
沈观的简略行状在谱中“世系表”有记载，介绍了他生南京、迁宁夏、最后落户湖北的全过程：“一名官，字光域，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十月初六日子时，生于南京应天府江宁县水西门外上新河柴家港。从父承祀祖徙居陕西宁夏卫。时孝感徐公讳寅，任宁夏经历，以女字焉。徐公宦成，遂偕来孝感，住洪乐乡……”
从谱中看，沈万三兄弟六人的遭遇各不相同。该谱卷二《溯源考》中的《江宁世系》对此作了简略交待：“惟万四获令终，万一则走昆山矣，万二游湖湘间矣，其余或迁浙江，或徙河南，不一其地，而万三，则明太祖欲害之，傥（倘）非纳马后谏，虽云南之戍不可得也。”这段文字虽不长但很概括，清楚地说明沈万三兄弟六人，只有万四在朱元璋手下过得比较滋润，文中的所谓“令终”，即为结局圆满，能保持善名而死之意，而其余的沈氏兄弟们的命运就都不太妙了。
从该谱的这些记载看沈万三家世，其叙述表面上似清楚流畅，称得上是“世次甚详，血脉甚贯，支派甚严，抑扬甚当”。可是，细读该谱诸文，则从字里行间似乎还可以听到修谱者们对于沈万三这样的家世怀有些许不确定的踌躇不安的心跳声。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值得探析。
该谱实际在明天启间已成稿，但即使是那时也已离沈万三时代250余年了，中间还隔有两个非常时期，因而造成沈万三确切信息缺失的状态。始修者对沈万三家世并不清楚，他在自己的序文中回避了“沈万三”，而由别人来说事。所以谱中有关沈万三家世记载的可靠性从开始时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
按始修者沈惟炳自己的说法，他“雅意编辑”《澴川沈氏宗谱》的时间始于清顺治戊子年（1648年），但是实际上他的宗谱撰稿工作早在此时的二十多年前就已基本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卷首有叶向高所作的《创修谱序》称：“今年七月，高予告归，将戒行，斗仲来饯，携族谱一箧，问序于余。”文中“斗仲”者，指的是沈惟炳；“今年”者，看叶向高文末标明的撰文时间是“大明天启四年”，也就是说早在1624年，这“头版”沈氏宗谱稿子已经完工，装了“一箧”，已到了请人作序的阶段。
叶向高不仅指明了《澴川沈氏宗谱》始修的撰稿时间，还提到了该沈氏宗谱稿子的结构。他在序中说：“余见其先为旧简，后系新编，尚未成梓。”由此可见，这部湖北孝感的“头版”沈氏宗谱稿子的主要内容是由两个部分——旧简（沈氏老宗谱摘要）与新编（湖北孝感沈氏当时的繁衍状况）组成。
接着叶向高在序末又写了如下文字：“至黼朗之于万一，兵燹之际，旧谱未订，而新编固不登，且若为美，表之章之，若为疵，微之削之，一准舆情，毫无臆断。”这个信息给人们的印象是：沈黼朗与他的万一等六个儿子的行状，老的沈氏宗谱并没有记载，原因是“兵燹”，即元末明初的战乱，而这湖北孝感的“头版”沈氏宗谱稿子，即所说的“新编”，对他们也就不作自己的叙述，只是依照当时人们的看法，作了客观记录。这就表明谱中有关沈万三父子两代的文字，只是沈惟炳“采访”——“一准舆情”的材料，既不在旧简又不在新编之中，很可能只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而已——如现在谱中所能看到的《江宁世系》那样的记载。
但是，沈惟炳当时与沈万三父子的时代已经隔开了250余年的时间，且中间还有过元末明初战乱以及朱元璋打击江南“户家”——即富户的两个特殊时期，而沈万三又是朱元璋重点打击的对象，这三点就使得沈万三父子情况变得非常不明了。对于这最后一点——明初人们纂实录时都惮于当时可怕的抄家杀头迁徙高压政策，对于朱元璋猜忌残忍之迹都采取隐匿回避的态度，作为大明皇朝臣子的叶向高尤其是心知肚明的，但不能提，也不敢提，只好回避，只好单把“兵燹”说事。但实际上确是这三重原因使得有关沈万三的确切信息留传下来的自然会较少，后世传说的相关信息的误差则会更大，沈万三最终变成了扑朔迷离的人物。所以，沈惟炳“采访”的巨富沈万三情况所得材料的可靠性自然是要打折扣的。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沈惟炳在谱中自己的序文中对沈万三家世事就未置一词。
这个可靠性“打折扣”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了，385年前的叶向高也是意识到的。于是，为了打消人们的这种念头，叶向高特别指出沈惟炳“采访”的客观性：“一准舆情，毫无臆断”，同时还连带赞扬了沈惟炳撰族谱体现出的“才、学、识”史学“三长”：“呜呼，后之读是书者，可以观感而兴起矣。余喜夫三长并集，而知不独可以家，并亦可以国也，遂提笔而为之序。”
叶向高作文极漂亮，又极具高度：一是为沈惟炳的“采访”的客观性鼓掌叫好，表扬他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是“实话实说”，二是将沈惟炳的撰谱工作提高到修史态度，号召人们以“实话实说”精神，修家谱、撰国史。在这样的高调感染之下，加上叶向高其人，官至内阁首辅，还是明万历、泰昌、天启的三朝元老，可谓是“一言九鼎”式的人物，有他这样地“打保票”，人们还可能对谱中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产生“打折扣”的质疑吗？
尽管有叶向高这样的名人对谱中沈万三家世事作了“担保”，并且接下来也有人发表言论支持之，但续修宗谱的沈氏后人们却还时不时对谱中相关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流露出不踏实之感……
叶向高的名人效应是相当明显与持久的。至清嘉庆间《澴川沈氏宗谱》头次续修，为这初续谱作序、曾任贵州学政的萧广运就很认可沈万三家世，并在他所作的《初续谱序》中有进一步的发挥：“君江宁祖八十一世万三沈公，家富敌国，洪武忌之，将没其籍，乃以一子出嗣万四，更名承祀。万四纳粮资饷，太祖大悦，以万四之本孙玠为户部员外郎，辛酉十四年以其嗣子承祀从庆王出封陕西宁夏卫。君之始祖为光域公，则承祀公之季子也。”
很明显，萧广运在这里解说了沈万三为何要将次子宗卿过继给万四的这样一个敏感问题。为何要解说？是不是因为那时就已经有人质疑了谱中的沈万三家世，且谱中也确没有为“出嗣”一事给出理由，就由作序者出面解说“补台”，以确保其正确性？
但是，萧广运作序，虽说是在证明沈万三家世的正确性，但他的行文却与谱中记载出现了自相矛盾——或者说他有对沈万三家世并不明了的毛病。一是他把沈万三的辈份搞混了：从谱中世系看，沈万三父，黼朗，是“七十九世”，沈万三是“八十世”，而萧广运却在文中说是“君江宁祖八十一世万三沈公”，弄错了一个辈份！二是承祀赴宁夏的时间，这是一个更大的毛病：萧广运说是“辛酉十四年”（1381年——笔者注），而谱中承祀行状却写明是“洪武辛未”（1391年——笔者注），两者相差10年，孰是孰非？
当然，对于头个毛病也许是会有解说的。例如说，乾隆时的萧广运已是相当古的古人了，比现在的我们更靠近沈万三的时代，应该不会搞错，恐怕只是一时的“笔误”。那末这“笔误”在编辑时为何没有纠正而成了“刊误”？特别是之后清咸丰间、民国八年、1995年该谱三次续修为何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反而成了一错再错三错四错的“笔误”？而对于第二个毛病，不知又会出现怎样的解说——因为谱中两种时间的说法都是错的。查《明史》、《明太祖实录》可知，庆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只是受封而已，至二十六年（1393年）才“出封”至宁夏！如果这种错误也是“刊误”，人们面对如此离奇的“刊误”，不禁要提问：湖北孝感的沈氏修谱者们对沈万三家世究竟是不是非常清楚？
另一方面，该谱为证明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除了萧广运的说法外，谱中还有其他一些“论证”。如在卷二《江宁世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话“乙未岁大悟公自镇江归，雅意编辑，会有吴兴宗人讳峨者，携其族兄大司寇演公引文及其追远谱牒，自浙之楚来议宗亲，与大悟公所编旧谱，彼此勘合，并所访于江宁者无不画一。今旧谱尚在也，观其文，乃知吾族所自始，并悉吴兴之世次矣。”
上文中的“大悟公”，为沈惟炳子沈宜，曾任镇江推官。据谱中介绍，他与父一同创修“头版”沈氏宗谱，也曾“采访”过沈万三家世。这段文字说明，湖北孝感“头版”沈氏宗谱有关家世的记载与吴兴沈氏的谱牒记载完全一致。此话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证明沈惟炳父子有关沈万三家世的“采访”材料是可靠的，接下来的逻辑就是谱中相关沈万三父子的记载也应该是可靠的。
笔者对上文中“今旧谱尚在也”这句话很有兴趣，因该文未标出撰写时间，此处的“旧谱”似可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吴兴宗人讳峨者”带来的沈万三祖籍地沈氏“追远谱牒”。这可是给我们现在的沈万三研究带来的一条重要线索，今后我们尤要注意在“吴兴”——今湖州一带地区搜索沈氏宗谱，以求证内中有没有如此这般的沈万三家世。一是指“大悟公所编旧谱”。如真是这样，就很可惜了。因为，比萧广运稍晚、参与头次续谱的沈氏族人沈明陟在嘉庆五年（1800年）所作的序文中就称：“惜少宰公（指沈惟炳——笔者注）书成晚岁，未及授梓，是以族间未得人有其书，迄今距修谱之年，百有五十余岁。”才隔了150多年，到清嘉庆时，沈惟炳父子修的“头版谱”在沈氏族人间就已缺失了！
所以，谱中尽管罗列有若干“确证”的说法，湖北孝感沈氏后人对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始终是流露出疑虑的心情的。如尽管萧广运已在初续谱的序文中明明白白地宣称“君之始祖为光域公，则承祀公之季子也”，即沈观是沈宗卿的小儿子，或者说是第四个儿子，可在谱中的“世系表”“宗卿”条下又只写“子观”，似乎沈宗卿只有一个儿子。由于存在这样的抵牾，卷二《溯源考》中的《秦楚之际》中只好忧心重重地提出了“始祖（即指沈观——笔者注）兄弟，不知几人，亦不知始祖行次第几”的疑问。对自己始祖的情况就已有不明之处，对始祖的祖父、曾祖父情况能够更加清楚吗？沈万三家世可靠性的问题，总是这样无情地折磨着湖北孝感沈氏后人，让他们一直怀有不踏实的感觉！
如横向比较其他记载，该谱所描述的沈万三家世就存在更大的疑问，在笔者统计的记载沈万三事的126种明清著作中就未见过有类似的记载。而该谱关于沈万三父子情况的一些文字存在的明显悖谬历史的内容，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谱中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存在着疑义。
沈万三家世，在一些明清著作中是有记载的，但是其中有相互传抄的，也有记录口头传闻的，可靠性大都存在着一定的“折扣”，引用时尤要当心，宜深加考证后再定取舍。在笔者统计的载有沈万三事的126种明清著作中，未见有与《澴川沈氏宗谱》相似的沈万三父子情况记载。但是，在这126种明清著作中，有2书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却是比较可靠的：一是明刘三吾的《坦斋刘先生文集》，一是清陶煦的《周庄镇志》。
为什么说这2书中的相关记载比较可靠？笔者经过考证认为：前者关于沈万三家世的信息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时间最早的记载之一，明清不少著作有关沈万三家世的内容都是抄自或转抄自该书的；后者虽已是清光绪间所作，但它关于沈万三父子的记载是出土的墓志铭，而该墓志铭又是作于明洪武二十一年，比刘三吾披露相关信息的时间还早数年，且两者能够相互印证，当然更宝贵可靠。
在《坦斋刘先生文集》中，刘三吾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所作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文中，介绍了沈万三父子情况：“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仆，因家焉。……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墓主沈汉杰是沈万四次子、沈万三亲侄。该墓志铭表述的'沈万三家世比较清楚。
而且作者刘三吾是洪武年间老儒，曾为翰林学士，受朱元璋指令删去《孟子》一书中85条冒犯君上的言论，编成《孟子节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的开头就作了自我介绍——“自予备官春坊词垣以来，日于班次拱听圣训，恒钱谷所暨，必首称吴中沈氏。国初有万三公、万四公兄弟，率先两浙户家，输其税石者万，玉音嘉叹久之”，可见他不仅是沈万三同时期的人，且还是较为了解沈万三事内情的人。因此，刘三吾对沈万三父子情况记述的权威性、可靠性是无容置疑的。
更重要的是沈万三的这一家世得到了清道光间在周庄东北杏村沈氏墓地出土的另一篇墓志铭的印证——《故沈伯熙墓志铭有序》：“曾大父祐，由南浔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父旺，丰姿庞厚，有二子，长曰至，季即伯熙也。”墓主沈伯熙是沈万三的孙子、沈万三季子沈旺的季子。作者卢次农稍晚于沈万三，江西南昌人，入昆山籍，其伯父卢熊为明《洪武苏州府志》编撰者。该墓志铭作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这一记载恐怕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关于沈万三家世的信息了。
综合上述两篇墓志铭，及其他著作中的零星记载，人们可以知道，沈万三家世的基本情况是：沈祐有二子沈万三、沈万四；沈万三、沈万四又各有二子，沈万三的二子是沈茂、沈旺，沈万四的二子是沈德昌、沈汉杰……
然而，这些情况与《澴川沈氏宗谱》中描述的沈万三家世——沈黼朗有六个儿子——万一、万二、万三、万四、万六、万七等等情况——完全不同！如果谱中不是说到“万三沈公，家富敌国”，“明太祖欲害之，傥非纳马后谏，虽云南之戍不可得也”等情事，人们很可能把这“湖北沈万三”与沈万三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由此看来，《澴川沈氏宗谱》所载沈万三父子相关情况的大部分内容，缺乏墓志铭之类家族文献的印证与支持，很可能是错误的！
另外，《澴川沈氏宗谱》有关沈万三家世的一些记载有明显悖谬历史之处。如陈述沈万二的情况：“洪武元年攻张士诚，驻跸太湖”，“迎忠武王徐达及诸王于家之百尺楼”，这短短不到30个字的里面，就至少有3处错误：一“洪武元年攻张士诚”，时间搞错了。张士诚在洪武元年的前一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或称吴元年（1367年）的九月就已为徐达等俘执，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战争结束。二“驻跸”一词是皇帝专用的，明清时老百姓用了这词，恐怕就是“僭用”、“犯上”的罪名，能说万二“驻跸太湖”吗？三“迎忠武王徐达”，也是张冠李戴、混淆不清的错误。徐达从来没有做过所谓的“忠武王”——他死后追封的是“中山王”，朱元璋的另一员大将常遇春亡后，追封“开平王”，谥“忠武”。谱中类似这样漏洞百出的说法，不可能是当时的家族实录，颇似后来历史文化知识欠缺人士的手笔。
所有这些蹊跷与莫名错误，都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谱中沈万三家世记载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湖北孝感沈氏后人因之怀有不踏实感觉的原因至此也就很清楚了。该谱中关于沈万三父子情况的记载大部分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得不到其他记载的印证。这“湖北沈万三”与沈万三之间存在着那末大的差异，看起来几乎是判若二人，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明代在“仁宣之治”以后，朝廷内部激烈斗争的态势趋缓，政治逐渐稳定，使得全国生产得到稳步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社会富裕起来，人们的生活日益安定平和。与此同时，随着财富向往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怀念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名人、巨富代表沈万三，以至于当时著名小说《金瓶梅》中也会出现“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人的名儿树影儿”的民谚，足见沈万三在市井间的知名度、影响力。
然而，即使是在那时沈万三也已是一位朦胧人物，人们对他的详细信息就已经了解不多了。如明嘉靖年间一位致仕官员董谷在自己的一本书《碧里杂存》中记有沈万三事，说沈万三是“赀巨万万，田户遍于天下”的明初大富豪，但又坦白地承认自己对于“沈万三秀，不知其名”，他关于沈万三的记载，已经是“闻故老言”而已。
明代《留青日札》是相当有名的一部笔记著述，作者田艺蘅曾被后人称为“学者”。他在该书中说到沈万三家世：“万三名富，字仲荣，弟万四名贵，字仲华，本湖州南浔人。父沈祐，始徙苏之长洲东蔡村。贵之子汉杰，又徙于化周庄。今南京会同馆乃其故宅，后湖中地乃其花园。初居东蔡村时，人以污莱之地归之，祐躬率子弟服劳，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是致富”。这些信息相当清晰，来自何处？未加说明。
与田艺蘅同处嘉靖年间的郎瑛，为明代文学家，著有笔记《七修类稿》，后人评价该书“卷帙颇富，资料可取”。该书也有记载沈万三的内容：“国初，南都沈万三秀，甚富。今会同馆是其故宅，后湖中地是其花园（原住苏之周庄）。……详《近峰闻略》”——郎瑛是提到消息出处的。
《近峰闻略》是何时何人著作，郎瑛会征引此书？查该书作者为皇甫録，此人是明弘治年间进士，长洲人，与郎瑛差不多是同时代人。该书有多处说到沈万三，其中称“刘三吾撰沈汉杰墓志。沈之先为吴兴人，后徙家长洲之东蔡村。万三讳富字仲荣，与其弟万四讳贵字仲华，率先两浙输其税为石者万。……”看来皇甫録是读过刘三吾写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的，知道沈万三家世的一些信息，并写进自己的书中。同样，田艺蘅应也是读过刘三吾书或《近峰闻略》的，所以他们三者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才会如出一辙。
明清两代记有沈万三事的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126种，但除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等三五种著作贴近沈万三时期外，绝大多数是明弘治、嘉靖之后所撰，早已不是第一手材料，而是相互传抄的材料及“闻故老言”，甚至于有一些是以讹传讹的内容。所以，沈万三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权威性，需要认真考证后，才能确定并正确运用，这是现在沈万三研究中尤要注意的。而沈万三过去才170多年，到同是明代的嘉靖年间的不少人——如《碧里杂存》作者董谷那样——就已经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了，这是当初朱元璋“封杀”富户的后遗症之一，也是现在沈万三研究资料缺少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沈万三作为财富的象征，及其助筑南京城、积极纳税等公益性、合法性活动和后来备受打击的种种传奇式遭遇，数百年以来广为人们传诵与同情，至清初甚至出现讽刺朱元璋打击沈万三的传奇剧，后来沈万三更作为“财神”出现在民间年画中。总之，沈万三不是令人憎恨的反面人物，而是人们喜爱、仰慕、广泛传说的平民创业致富的经典性人物。由于这种实际的历史文化背景，至明末清初——距离沈万三已250余年的沈惟炳父子，将沈万三作为自己的先祖，采入了自己撰写的族谱中。但他们缺少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只能以“一准舆情，毫无臆断”的“采访”材料——实际就是只能以当时民间流传纷纭的关于沈万三的部分朦胧传说，作为内容，最终导致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谱中“湖北沈万三”的“另类”家世，应该是很自然、很可理解的事情——人总爱追求美好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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