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史意蕴浅探论文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曾经以“铁的必然性”来强调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他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时指出“：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恩格斯也非常强调规律的客观性，他指出，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而是要受到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制约。正是由于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强调，以至于后来有的学者认为恩格斯著作中只见规律不见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那里成了“人的空场”“、非人哲学”。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迅速发展，加上晚年恩格斯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流派，在欧洲更为广泛地传播和发展起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结合本国革命和斗争实际，坚持不懈地反对修正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重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而这其中，取得最突出成绩的应该是意大利19世纪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拉布里奥拉第一个明确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实践哲学”，并由此创立了意大利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但是，由于他过分强调人的经济活动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忽视其它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总之，无论是深受马克思恩格斯早中期思想影响，还是时代背景使然，19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研究无疑笼罩在经济决定论的阴影之下，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面前，人的活动显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经济决定论到重视政治上层建筑研究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化运动在东方社会逐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东方社会理论。这一理论的研究主题是探寻东方社会现代化发展之路。在这一探寻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详细考察和分析了俄国等东方社会自身特殊社会结构和所处世界历史环境，多次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东方社会的根本性变革，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这，即是对上层建筑能动性的大力凸显，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开始重视上层建筑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列宁早期在探索俄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轨迹，继续高扬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其中特别是政治革命对夺取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将这一哲学转向显现无遗。但总的来说，列宁只是结合俄国革命和俄国社会发展实际强调了政治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对于上层建筑的其它因素未能进一步作深入研究。所以，我们可以说，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到列宁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开始走出经济决定论的阴影，逐步重视对政治上层建筑的研究。
列宁在探索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继续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强调了政治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他早期在批判民粹派的过程中主要深入考察和分析了俄国现代化的根基和道路问题，俄国现代化的根基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问题，俄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看待俄国现代化的主体问题，而这二者，归根结底就是如何看待人的创造性和上层建筑的能动性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待政治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问题。当然，无论是对东方社会现代化根基还是对东方社会现代化主体的论述，列宁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政治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考察是从分析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开始的，但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究其实质是一种政治体制的变革，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主体作用主要是指通过政治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至于后来，他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样高扬了政治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而且由于当时革命和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同样强调的是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未能深入研究上层建筑的其它因素。重视对上层建筑其它因素其中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研究，是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安东尼奥葛兰西开始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重视政治上层建筑研究到重视意识形态研究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是意大利继拉布里奥拉以后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理论贡献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发展，而这其中尤以他政治哲学的核心理论———文化领导权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最为光辉。所谓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那里是指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行使的国家权力，体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与文化领导权相对应的是政治领导权，即统治阶级在政治社会行使的国家权力，体现了国家的强制统治职能。由于文化领导权是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行使的一种国家权力，所以，葛兰西首先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结构，揭示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功能，指出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更新了以往的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提供新思想、创造新文化的社会阶层，是实现文化领导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最后，他提出了实现文化领导权的革命战略———阵地战，强调这种革命战略实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
上述内容，共同构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葛兰西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他摈弃了传统的从职业上区分知识分子的做法，转而以知识分子在社会关系中担负的社会职能作为划分标准。在此意义上，葛兰西提出“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的观点，但这只是广义的知识分子涵义，因为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涵义上，就无从说明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并规定其作用。为了凸显知识分子真正的社会职能，他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知识分子是执行着特殊社会职能的人，即创造和传播新文化、新世界观，这是狭义的知识分子涵义。较之从智力活动角度理解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区分更具体、更明确，它真正超越了职业界限，同所担负的社会职能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之，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由于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变革在历史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努力消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机械论和宿命论影响，因而在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哲学转向，即从重视经济基础决定作用到重视政治上层建筑能动作用、再到重视意识形态能动作用这样一个哲学转向过程。自此，重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种重要潮流和趋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高举的理论旗帜之一就是意识形态批判，只不过，这一理论后来变为改良理论，基本失去了批判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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