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意义就是依据条例办事。当我们的一些颇有创意的工作方法和法律条文发生冲突时，我们应根据情况，或在工作创新上赋予其更大空间的条件，或修订法律以使其更加适应时代的变化。当前，我们流行的创举即在乡村设置大学生村官一职，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发生着冲突，在法律层面上产生的新矛盾，值得我们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行政村的干部一律从本村村民中选举。给村里安置大学生村官，实质上是有效提高村委会班子文化素质和科技涵养的一种举措，但在农村施行用空降方式产生大学生村官的位置，和这部法律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尤其是不少大学生村官已开始从助理的位置上升任到村党支部书记、主任的位置，更和这部法律的本意背道而驰。
我们搞建设，我们搞发展，一切方针都定位于以人为本的高度上。以人为本的最高理想状态就是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严格遵守法律制度，以此在继续解放思想上推动政治进步。
派大学生到农村挂职、创业是好事，既能为农村经济建设增进新鲜血液，科学健康地为农村培育出科技示范人才，形成各种先进的经济体系，又能从一定层面上缓解就业压力，扩大就业面，确是一种科学之举。
问题是，这些创举和一部法律发生了冲突，首先是打破了村民自治这种格局，也产生了村官不由村民普遍直选这种格局。如果从改革的角度看这些问题，这种现象的形成是一种科学探索之举，是突出一些体制瓶颈的关键举措，因为改革倡导的是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但如果从法律层面上分析，我们就应该深思这个问题了。
改革和制度总是一种矛盾。关键是，只有改革才能推动制度的创新。我们一切建设的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构建和谐社会。而凡是和改革开放发生冲突的制度，造成体制瓶颈的弊端，我们都应站在改革的立场上，本着继续解放思想的理念，破解旧秩序、旧制度，给其以制度上的完善、观念上的更新、发展上的创新，使一切制度与时俱进，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但是，凡属和改革有冲突的事，我们都应根据国情予以改变，给予修订，使其更符合时代特征。既然大学生村官这种新生事物很适宜农村的改革发展需要，我们就应在试点和普遍推广相结合的情况下，探索出更成熟的体制和制度，为修订法律打下基础。法律的修订本身就是为适应时代性，使其体系更加适应民情和国情，这也是立法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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