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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读后感
“大学之道”四个字，说明孔子言论的着眼点与《礼记·学记》、《白虎通·辟雍》之类的史笔文字不同，概乎言之所表达的主要是孔子个人对古之大学的宗旨、功能及主要特征的理解。但孔子抓住了古之大学“学为君”、以先王为政之道为诉求的本质，加上其虞、夏、商、周诸古圣先贤的为治之实有着的，①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总结朱子所谓“三纲领”与解析朱子所谓“八条目”才能超越简单的文献学意义，提炼出了王道政治的模式，而且指出了在了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承继其精神的方法和途径，使得《大学》短短的文字成儒家乃至整个文化中地位独特的经典。当然，这对《大学》的理解和定位。下面即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分析，来对此验证。②
先说“明明德”。德者得也。从学的角度说，得，是得自于图腾。在图腾崇拜中，先民都相信自然的某种动植物与某种特殊关系，生命个体源于它又复归于它，在生命的过程中，个体即叫MANA的神秘物质与之相联。有人类学家，“天生德于予”中的德，“道在我躬”的道，与MANA“没有不同”。③这是颇有道理的。
但由得自图腾的神秘物质得，转进为社会价值属性的品性德是经历有人文的发展和提升的。“德”的与“天”沟通，与“明”搭配这一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或事件。农业经济的生产中人们靠天吃饭，自然之天很容易就被赋予化育万物的慈父形象和仁者品格。当天被视为万物根据的时候，人的“则天而行”的愿望和期望很自然就被人应当顺应内在于人的“得”或“德”逻辑理路来论证和说明。
二者同物异指，互相又互相区别。说，“得”主要表征人之与天的关系，是神秘的规定，则“德”主要表征人与人的关系，是良善的。人事实上并无先验的善之禀赋。上只是自利自为的生物，其的善恶是很难把握预测的。王道政治时代之“竞于道德”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情势使然。后来时移世变，社会博弈的游戏规则种种原逐渐向“争于气力”“逐于智谋”方向演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选择或采用何种手段策略行动，主要取决于其所能带来的自我及其所属群体的福利增量之大小。在早期社会，博弈是以部落为展开。就部落之间的竞争而言，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掠地风险非常高，而“让”反而容易使天下“共主”，从而眼光长远的部落领袖们所的策略选择。①《论语·尧曰》即谓：“宽则得众，信则民任，敏则有功，公则悦。”当然，孔子没有对这些命题有效的条件或条件性给出说明。
在部落内部，个体之间血缘相同，组织的规模也较小，付出与回报容易维持对称均衡，“以道为术”能够为部落带来较高的行动，从而使得选前述策略的部落在竞争中优势位置而胜出。《左传》成公二年云：“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正义》曰：“禹、汤、文、武四王之王天下也，立德于民而成其同欲。”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的“命定论”有助于赋予君主神性，有助于管理从而其合法性的话，那么“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命正论”则必将因其在现实的社会运作过程中显示出更高的而对前者的取代。②当然，取代并不意味德与天的联结即便告中断，而只能说是人文和理性的色彩更浓更重了。
这“德”、“明德”、“明明德”产生的语境。“德”就其得之于天而言，它是“应然”的性；就其施之于人而言，它是美善的根据。所谓“明德”将本之于天的应然之美善落实为。《诗·鲁颂·泮水》：“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明明鲁侯，克明其德”。这些诗句所指涉者偏于人君主与天的关系能够顺应天之意旨。《书·康诰》“明德慎罚”中的“明德”意义与此不同，但仍一脉相承。《左传》称：“明德慎罚，文王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这里的“明德”一词，显然按韦昭的理解更合适。③韦昭注《国语·周语上》“先王耀德不观兵”谓：“耀，明也。明德，尚道化也。”指的是以道化民的行政措施。
说“明德”和“克明其德”意义如彼，那么，“明明德”又当如何解读才于义为允切呢？简单地说，“明德”主要是天而为言，即君主根据上天好生之德以道化民众；“明明德”则主要是古圣先王而为言，即贵族弟子效法古圣先王的施政之方，将有“成命”在身的贵族弟子先天所具的德性呈现。
贵族子弟之德异于寻常人等至少在当时是社会的共识，它是由后天的建构才得以的。《诗·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特殊之德亦谓“明德”，作美德解。其来历亦与“尚道化”：“明明在下，赫赫在上。”郑笺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征应炤晢于天，谓三辰效验。”上天可以察知之谓“明”。由“明明”之见信于天而使“明德”之“明”语意上生成美好之义，即由善而转换成美自是自然而然。《书·君陈》：“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王室子弟来说，既美好又神圣的“明德”已是与生俱来的资质了。④
但此“明德”资质，就如同当初得之于天的德一样，仍然是有待于来证明或"懋昭"的。《诗·昊天有成命》所述颇适合用以诠释此情境。“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郑笺》云：“昊天，天大号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业，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信顺天命，不敢懈倦，行宽仁安静之政以定天下。”已有“王命”，但仍须“行宽仁安静之政以定天下”，“成此王功”，兑现其与天之间的契约，以天命。《正义》云：“《中侯·苗兴》称尧受图书，已有稷名在录，言其苗裔当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将王之兆也。《传》训命为信，既信，必将顺之。”因为商纣曾经“居天下之大位，而又殷之正嫡，以其为恶之故，天乃绝而弃之，使其教令不通达于四方，为四方所共叛，而天命归文王。是为天命难信也。”《大学》的传文也引《诗》来说明这点：“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鉴于殷，峻命不易。”
可以说，“明明德”是要唤醒的神性自觉责任感或使命感，顺信天命以行，而言要承继先王志业，以道化民。《大学》传文在对“八条目”逐条疏解后即总结道，“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宋汪焯编《曾子全书》时将此篇定名为“明明德”，应该说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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