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外籍客座教授Mike Bastin在《金融时报》撰文，对中国的商学院提出了全面的批评：中国虽然有一百所左右的大学设有管理学院或商学院，但其中只有10%试图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尽管这10%的管理学院或商学院中有不少聘请了西方顶级教授，其学生获得的教育经验和西方的同类学校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的管理学院和商学院与美国的有什么不同?Mike Bastin教授的分析恐怕令许多中国同行感到意外。在“量化管理热”中，中国的学校过分注重量化研究和数据分析，但在今日动荡不定的世界，定性研究更受重视。比如对焦点团体的深度访谈，比起许多统计数据对组织和消费的研究更有价值。一句话，对人的了解和直觉，比硬邦邦的数字更有意义。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重要决策往往更多地出于直觉和判断，而不是量化的理性分析。看看伊战就知道，拉姆斯菲尔德那套用高科技精化美军、缩小打击目标等改革，从管理学上看无不中规中矩。可惜，一旦丧失了对伊拉克本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就不会懂得那些“人弹”是按照什么样的“理性”而来，更不知如何去对付。反而是被切尼嘲笑的“外行”媒体，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祥之兆。
汽车业是另一个例子。日本那种电油混合型的小车，在技术成熟性和性价比上似乎都说不通，但美国汽车业高管们居然不理解消费者会把开这样的车当作很酷的时尚或环保标签，乃至这种明明“不值”的车在市场上热得经常断供。可见，不懂人，不懂文化，守着一堆数据还是无法让企业成功。
Mike Bastin教授感叹说，中国的管理学院或商学院能够模仿美国模式，动不动就拿出二三十页的案例研究。但是，对于批判性思维不重视，课堂上也缺乏热辣的讨论。学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权利对眼前的案例或讨论提出批判性的分析，也很难经历那种一结束课堂报告就立即面对枪林弹雨般的质疑进行自我辩护的攻防转换。
Mike Bastin有这样的使命感难能可贵。但真正的变革，无法靠少数教授推动。中国的孩子从小接受应试教育，高考时往往首先问“什么专业最能找到工作?”考试精英蜂拥而进光华管理学院……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对人生的直觉渐渐迟钝，对社会的体验也越来越浅，让这样照本宣科地培养出来的管理人才来照本宣科地管理社会，中国还能实现创新社会的理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