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企业已经成长为强国富民的中流砥柱，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在逐步发展壮大 .但是，当前有些企业却弥漫着急功近利、缺信少德、浮夸虚妄的不正之风，也有一些企业领导背弃了起码的道德和良知，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如过去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事件以及屡禁不止的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现象，都反映出一些企业道德良心的丧失。为什么这些企业的道德防线如此脆弱，为什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么轻易就被“唯利是图”所代替?究其原因，根本上是价值观出了问题，企业文化出了问题。他们太注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了，而把最重要的民族优秀文化束之高阁，甚至完全摒弃了，他们缺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企业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当代企业文化必然受到当代社会文化的影响。而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又决定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如何用优秀文化抵御糟粕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企业经营道德是社会文化和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所遵从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其所处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企业在构建现代企业经营道德体系时，必须以传统文化伦理为基石和渊源，将其精华部分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现代企业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当今企业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的企业文化，应该是适应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企业文化，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企业文化，是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企业文化，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企业文化。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倾心打造中国企业文化的“中国 模 式 ”。
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在文化进步发展的总体趋势中，也曾走过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弯路，也曾出现过“全盘西化”的噪音。
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观点是不足为奇的。比如，有人对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嗤之以鼻。殊不知，西方自十八世纪就已开始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世界通史》的作者斯洛夫是这样概括那段历史的：“中国人拥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和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想理论基础的学说。西欧从贫穷和默默无名中拿出了中国的文化与发明，引起了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最终的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成现代文明。”这对于妄自菲薄、数典忘祖的人来说，应该是个深刻的启迪。
如今，确有一些人以学习西方当代知识为时尚，而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迂腐。一些咨询公司在帮企业建设企业文化时，也是喜欢搬弄翻译过来的时髦词汇，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精髓不屑一顾。这种倾向的结果，就是企业文化与管理实际脱节，与员工的心理认知脱节，出现“两张皮”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打造企业文化的“中国模式”，首先要从认知和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入手。这一步必须是坚定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企业软实力的源泉，是企业灵魂之所依，是我们从理论到实践打造“中国模式”的根基。一个优秀的企业，除了要向社会做出经济贡献，还要履行其社会责任，这应该成为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门主课。
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以利润为唯一目标和最高目标，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持久的生命力，能使企业真正做到基业常青。同仁堂的例子是很好的说明。这正是《易经》所说的：“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旁行而不流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我们都是从中华民族的传统中走来的。因此，我们既要充分发挥我们这一代人的创造力、变革力，也要充分认识优秀传统在现实生活中的永恒性、有效性，而不能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迷失了自己。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几千年宝贵经验的结晶，是一笔十分丰厚的资源，是我们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重要基础。任何发展都是在一定基础上的发展，任何创造都是在特定前提下的创造。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在当前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出更大、更独特的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激励我们去建设、去奋斗的精神力量与道德基础，饱含着许多关于人、关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认识。就连当今西方都在继续研究借鉴中国文化，我们怎能弃之如敝屣呢?比如，孟子曾提出“与人乐乐、与众乐乐”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那么今天的企业不是也应该“与人乐乐、与众乐乐”吗?这种朴素的价值观在传统文化中随处可见。如果我们以此来教化、规范企业的道德和行为，并进一步强化法治，那些坑国害民、损人不利己的事件肯定会大为减少。
因此，我们在探索企业文化的“中国模式”时，应当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认识。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过去的情况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 企业不应忘记祖先留给我们的制胜法宝。创建企业文化的“中国模式”，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价值观，是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件，中国企业应当为此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