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央行(BoE)行长默文-金爵士(Sir Mervyn King)最近向国会议员们表示，巴克莱(Barclays)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负责审慎监管的最高官员安德鲁-贝利(Andrew Bailey)也向议员们表示，巴克莱现有的文化是“一种赌博文化——与我们大家对赌”。在巴克莱承认虚报关键利率报价之后，这件事开始冲击到方方面面，从具体的不检点行为到企业文化。这对我们是一种警告，而且来得正是时候。
有些人担心，对私营企业之文化的批评可能会演变为一场指桑骂槐式的抨击，其矛头真正指向的是资本主义及其对竞争和经济自由的信仰。这些人错了。健康的企业文化不是阻碍资本主义进步的因素，而是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文化并不是经商宝典或自吹自擂的企业报告中提出的某种空想。文化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被注意却真实存在，它是一个由心照不宣的相互理解编织而成的网络，对相关成员彼此之间的期望加以规范。这个网络决定着所有组织或社会团体的命运。巴克莱名誉扫地的前首席执行官鲍勃-戴蒙德(Bob Diamond)明白这一点;他曾声称“文化体现在人们在无人监督情况下的行事方式上”。他说得没错，但他却没有按照自己说的去做。
企业文化既关系到企业自身，也关系到外部世界。离开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兴旺发达。这适用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即便它们在以令人不可接受的方式盈利也同样适用。就像俗语说的那样，盗亦有道。正是部分交易员(包括某些已离职交易员)的愚忠，为巴克莱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提供了便利。
企业对整体经济的贡献也取决于管控其盈利活动的那些价值观。许多例子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巴克莱那漏洞百出的企业文化就是一例。人们对正直带来的间接经济价值认识得不够。信任度较高的社会表现得更出色：合作预期让企业能够节省下本会用于法规执行的资源。如果协议能够得到信守、坦诚相待能被当成理所当然之事坚持，那么花费巨资请律师、打官司、寻求警方帮助或设置合规部门的必要性就没那么强了。
文化不能仅靠法律或合规守则来粗暴地“管理”，我们必须精心呵护和培育它。贝利表示，巴克莱的问题“源于最高层的基调”。他说得没错。这首先是首席执行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