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归田录》和《宋史》都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宋太祖手下一位悍将李汉超镇守北部边境齐州，霸占民女、借钱不还;老百姓把状子告了自己这里，怎么办?下面这段话惊心动魄：
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曰：“自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 ? ”百姓曰：“无也。”太祖曰：“往时契丹入寇，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於此时能保全其赀财妇女乎 ? 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 ? ”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 ”百姓具以对。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也，以爱汝女则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 ! ”於是百姓皆感悦而去。(欧阳修《归田录》)
宋太祖为老百姓算了一笔账：李汉超抢的多没有是契丹人多，而且你闺女给我的贵臣做妾也比嫁给村夫做个农妇好得多，别得了便宜卖乖了?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宋史》中描述大致与此相同，但远不如《归田录》更有现场感。
上面是对百姓，而对李汉超又是如何处理呢?
太祖使人语汉超曰：“汝须钱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 ! ”乃赐以银数百两，曰：“汝自还之，使其感汝也。”汉超感泣，誓以死报。(欧阳修《归田录》)
换句话说，就是需要钱尽管找我要，别抢老百姓的;另外还给李汉超一笔钱，让他自己去还给老百姓，并交给他“使其感汝也”。最终得到的结果是李汉超“誓以死报”。
在最近的一本历史畅销书《原来这就是宋史》将此事作为宋太祖的驭将之术来谈。这种权术对于古代帝王来说或许完全是必要的、有效地，但在今天却不值得任何宣扬。
以我的揣测，宋太祖对李汉超的宽容是在充分地衡量和算计基础上得出的最有决策：李汉超作为守卫北方边防、抵御契丹的大将，纵然有一些违法行为，也是应当保护的，这是一个基本前提;相对而言，百姓的冤仇则是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予以化解的;那么保下李汉超、然后化解了百姓的冤仇，不就两全其美了吗?总是百姓不依不饶，宋太祖是否杀李汉超也是值得怀疑的。
基本上而言，宋太祖是将李汉超看做一个好用的工具来看待的;反过来如果百姓的愤怒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掌控范围，那么又很可能是另一番衡量结果，恐怕就是要丢车保帅了。殷鉴不远，比如，汉代晁错要削藩，引发了七国之乱，各路诸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逼着汉景帝诛杀晁错、腰斩于市。从这个角度看，李汉超也大可不必“誓以死报”，你逃了个腰斩的下场只不过是你还有用，加上反对者的压力不够大而已。景帝说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叫做“吾不爱一人而谢天下”，就是说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得罪了天下人。
因此所有得到老板过度信任、甚至宠信的人——所谓过度是指超越了以能力为基础的该员工对企业的价值——不必得意，而其他人也不必妒忌，因为这样的人只不过类似于宋太祖的李汉超、汉景帝的晁错，得以善终还是落得个腰斩弃市的下场，只不过是一点点运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