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期，齐桓公在管仲等人的辅佐下，革新政治，变法图强，兴齐国、攘戎敌、救弱邦、继绝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春秋第一霸业。明君贤臣，千古传为佳话。在他们兴齐图霸的治国方略中，实施人才战略、广聚天下人才是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
一、 率先垂范，营造举国尊贤重才的风气
《管子》中说：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就是说知道有贤才、善人、能人而不举用，就要失败，所以“备长在乎任贤“(长远大计在于选贤任能)。齐桓公胸怀兴齐图霸的大志，为树立重才任能的形象，笼络天下英才治理齐国，他以身作则，躬身屈己，礼贤下士。尽管桓公和管仲有一箭之仇，但在鲍叔牙举荐管仲有相国之才时，他赶紧派人迎接身为囚犯的管仲回国，并“亲迎至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任用管仲为相，管仲提出“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间亲”等难题后，他当即任命管仲为上卿，赐给齐国市租一年，并尊立为仲父(事见《管子》)。
对小臣齐桓公也同样格外尊重，《韩诗外传》中记载了齐桓公五往而见布衣之士的故事：齐桓公见小臣，三往不得见。左右曰：“夫小臣，国之贱臣也，君主往而不得见，可以已也!”桓公曰：“恶!是何言也!吾闻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贵，不轻身于万乘之君;万乘之君不好仁义，不轻身于布衣之士。纵夫子不欲富贵业，吾不好仁义不可也。”五往而得见也。天下诸侯闻之，为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齐桓公以身作则、礼贤下士的精神，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举国上下形成了尊贤重才的浓厚氛围，以致“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站，齐人不以为侈”(《史记》)。麦丘邑人为桓公祈寿，首先视主君：“金玉是贱，人为宝”、“贤者在傍，谏者得人”(《新序》)。老百姓期待国家重贤得才的殷切之望，溢于言表。
二、层层举荐，实行人才选拔责任制
为能及时发现、网罗国内各类人才，将各地有才能的贤人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做到野无遗贤，齐桓公和管仲在齐国建立了层层举荐、逐级选拔责任到人的人才选任机制：治理“五属”的各级官员，齐桓公要他们随时报告本辖区的优秀人才和不良分子。若隐而不报就要受到惩罚。如《国语》中就记载齐桓公在乡长报告政事时郑重宣布：蔽明、蔽贤、下比(包庇无德无才之人)之罪列在五刑之列。同时，在国中推行层层举荐人才的“三选制”。规定各乡乡长要把本乡有才学和武功的人才推荐给政府，称为“乡长所进”，是为第一选;乡长推荐的人经过官府有关部门一段时间的试用考核，优秀者推荐给国君，称为“官长所选”，是为第二选;国君再亲自用一系列治理国家的难题询问，并通过具体的做事办差考察，合格者任命为上卿的助手，称为“公所曾相”，是为第三选。(《中国小通史一一春秋》)。“三选制”以才能为用人标准，通过层层举荐、考察，将大家公认的各层次的人才逐级筛选出来，基本排除了当时各国“世官世禄”的贵族世袭制的束缚，形成严格的人才选拔机制，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二、 招贤纳士，广泛引进聚集各国人才
在做好国内人才培养、选拔的同时，齐恒公和管仲进一步面向各诸候国引进人才。一
是派遣“游士八千人，奉人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管子》)。一是为显示齐国招贤纳士的诚意和决心，设立了招贤馆，齐恒公亲自坐镇，在院子里燃起许多火把，日夜等待四方人才前来“洽淡求职”，这就是著名的庭燎求贤的故事。《说苑》等书对此有生动的记载：齐恒公设庭燎盛礼招引天下贤才，东野人以九九之术来荐，桓公很奇怪：“九九之术有舒适值得见的?”东野人回答：“我的九九之术确实微不足道，但如果国王能以礼待我，还怕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能人不来吗!”桓公听罢，立即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了这个乡下人并安排了适当的官职。果然不出一个月，四方才俊闻讯纷纷前来“应试”，使齐国得到了大量贤才良将。
四、因能授宫，给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岗位
《管子》书中将国君用人能否做到“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作为治国三本，提出：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之以军有功者则举之，试之以官而事治则用之。也就是说，齐桓公和管仲任用各级官吏，非常注意量才用人，把“察官授能，班禄赐与”即“考察人的能力授予官职，按劳绩差别赐予爵禄制度”作为用人的关键，以确保其官僚政体的高效运作、政令畅通。《新序》中记有管仲提给齐桓公的一段用人建议，可谓其知人善任的妙笔：“夫垦田册邑，辟田殖谷，尽地之利，则臣不若宁戚，请置以为田官。登降揭让，进退闲习，则臣不若腺朋，请置以为大行。蚤人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重富贵，不避死亡，则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谏臣。决狱折中，不诬无罪，不杀无辜，则臣不若弦宁，请置以为大理。平原广圃，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若归，则臣不若王子成甫，请署以为大司马。君如欲治国强兵，则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则夷吾在此。”对此，作者感叹：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贤，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管仲之功也。
五、推诚相待，君臣之间相得益彰
管仲在一次回答齐桓公“何如而害霸”的问题时，将味知贤、知而不用、用而不任、任而不信，信而复使小人参之“(见《说苑》)列为危害霸业的几种情况。就是告诫桓公：要成就霸业，国君就要了解人才、放手任用人才、远避奸候之臣的挑唆，为人才发挥作用创造宽松环境，桓公对此深表赞同。相同的理念使他们君臣之间建立了开诚布公的信任关系：
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侧者曰：“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局为其不易也”(《新序》)。
宁戚见，说桓公以合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去齐五百里，不远，不若使人问之，固贤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恐有小恶，以其小恶，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困难全，权用其长者。”逐举大用之，而授之以为卿。当此举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新序》)。
正是由于桓公这样推诚待臣，有鉴人之识、容人之量、任人之信、待人之厚，君臣之间建立了和谐、融洽的信任关系，使易牙等候臣元隙可乘，管仲等人才能放开手脚，实施其卓越的治国才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成功地推行除蔽兴利的改革措施，“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终霸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