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唐朝的文明走在当时人类世界的最前列，其他国家的遣唐使、留学者能够通过这一体系学习到切实有益的技术或治理方式。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向唐朝学"国际人才战略"的经典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唐朝个案
客观地说，这些看似具有战略抱负的项目并非(至少并非全部)源自政府的苦心孤诣，相当程度上是一国综合国力在“道路自信”衬托下的自然外溢。但政府的作用，在于为国际人才的培养、流动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之门。回顾中国自己的历史，在那些辉煌的世界帝国时期，我们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从这一视角来看，学习美国多少有些“礼失求诸野”的况味。不妨从唐朝的一些个案来具体看当时的“国际人才战略”。
公元754年春夏间，李白在扬州听到一位朋友在海上遇难的事，写下了“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诗句。他的这位朋友是日本人，唐名晁衡，原名阿倍朝臣仲麻吕，通称阿倍仲麻吕。
晁衡出生于日本国奈良的贵族家庭，父亲做过中务大辅(大致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公元716年，年仅19岁的阿倍仲麻吕乘坐由557人组成的第八次遣唐船，成为一名遣唐留学生。他的同学中有后来担任右大臣(大致相当于常务副总理)的吉备真备。
到达西安(时称长安)后，晁衡进入国子监(大致相当于国家行政学院青年干部培训班)就读，毕业后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中进士)并被任命为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储君图书馆的副科级干部)，负责辅佐储君研习学问。34岁时转任门下省左补阙(国务院办公厅副处级官员)，负责讽谏、扈从等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晁衡与皇帝有较多的接触，学识得到皇帝赏识，官职也不断提升。
在唐期间，晁衡与李白、王维等名士广泛交往，结下深厚情谊。晁衡56岁时，吉备真备作为遣唐副使再度来华，老朋友相聚增加了晁衡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决定随使团返国。皇帝感念他仕唐几十年的功勋，任命他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临行前时任尚书右丞(副总理助理)的王维写了送别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给他。回国途中，船队遇到风暴被冲散，在他帮助下同行的鉴真和尚的船到了日本，晁衡的船却下落不明。消息传回唐朝，李白写下了前面名为《哭晁卿衡》的名篇。实际上晁衡的船随风漂流到安南驩州(唐属地，辖境相当今越南河静省和乂安省南部)，同船上百人被当地盗贼杀害，晁衡和遣唐使藤原清河幸免于难。
返回长安后，安禄山之乱发生，去日本的道路非常危险，晁衡打消了返日的念头。由于得到皇帝的信任，晁衡的官职也由左散骑常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正部长级待遇)，升至安南节度使(越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军区司令，正部长)，乃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大致相当于负责监察事务的国务委员，副国级待遇)。72岁终于长安，皇帝追授其潞州大都督的职务(军委副主席兼大军区司令，副国级)。
像晁衡这样为唐朝服务的外国人并非孤例，与他同回长安的藤原清河也留在唐朝担任了皇家图书馆馆长(正部长级)。2004年在西安还发现了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上面记载他去世后得到玄宗皇帝赠予的尚衣奉御官职(正司局级)。一些僧人也获得请益僧(拥有短期滞留资格)或留学僧(拥有长期滞留资格)的身份，得到政府发给的“公验”，能够在唐朝境内游学。
不仅是日本的部分遣唐留学生在唐朝就业并获得官职，一些从陆上丝绸之路向东移居唐朝境内的粟特人移民(伊朗系统的民族)也成为迁徙地的农民、商人、佣兵、武将甚至官吏。例如，在原州(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就有一史姓粟特人家族，在唐朝建立之初带领自己的人马参加了建唐大业，玄武门之变时又正确地站在了太宗一方，最后在商业、军队和地方豪强及文人圈中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又如，首先向中央发难造成唐朝由盛而衰的安禄山，其生父就是粟特人。在反叛前，他本身极得皇帝宠幸，已被玄宗和杨贵妃认作养子。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过来的伊斯兰教教徒、犹太教教徒、基督教教徒、祆教教徒则聚居在广州，发展着南海到西亚的贸易。黄巢起义时，这些来自异邦的教徒与本地居民共同抵抗黄巢军队，被杀害共计12万人。这意味着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可能远远不止12万。
包容、开放、前瞻
由上可知，唐朝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与使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遴选了其他国家的精英阶层的人进行培养。日本的留学生或僧人得到了唐朝官方的欢迎，与他们多出身于日本贵族阶层，具备较高的素养有关。王维在给晁衡的送别诗序中说，“海东日本国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玄宗皇帝评价日本使节时也说，“闻彼国有贤君。今观使者，趋揖有异，乃号日本为礼仪君子国”。这些人在唐朝学习之后，能够把学习的成果很好地传递回国，扩大唐朝文明在本国的影响。像晁衡、藤原清河等留在唐朝任职的人，去世之后也得到了日本国很高位次的追授。前者被日本天皇追授正二位品秩，后者被追授从二位，后又追授从一位品秩。更多的遣唐使和留学者在回国之后，促成了日本的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良。实际上，美国留学签证对资金证明的要求，表面上是对留学期间费用的保证，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啻是测度留学者所处社会地位的代理变量，以此保证留学者即便不能成为美国的永久优质纳税人，也能把美国的影响通过其所处阶层的渠道很好地传递到来源国之中。
第二，对外国人才富有包容信任之心，能量才大胆培养和任用。外国留学生能够考上公务员，并且在政府内担任正部级官员，乃至进入国家领导人序列，若没有极为强大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难以做到的。当前中国正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之上，应当逐渐树立自信、舒展心胸。例如，不妨要求或创造条件让来华留学生有机会与他们的中国同学一样下基层、到农村或边远地区当村官、支教，或者到设立在中国的国际经济组织中从事事务性工作，作为向其提供奖学金的“对价”。让他们在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对中国作出贡献，同时也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达成“同情的理解”。这样，即便他们未必在中国的体制内一直工作和升迁，他们也能在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熟悉中国社会、结交中国的朋友，未来在其本国或其他国际组织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国文化代言。
第三，建立先进的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体系。唐朝的文明走在当时人类世界的最前列，其他国家的遣唐使、留学者能够通过这一体系学习到切实有益的技术或治理方式。熟练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和治理经验，他们能够与唐朝本国士人竞争，并通过自身努力，在相对公正的用人选拔机制和保障服务体系下，在唐朝实现自身的价值。即便返回母国，这些技术和治理经验也并非“屠龙术”，而是能够借鉴之、光大之，在母国也找到用武之地。在这方面，当代中国其实具备一定优势。许多工作或职业，在发达国家流行，但在一些不发达国家可能未必“适销对路”。中国正处于中间位置，所提供的技能和规则，可能更容易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为它们向更高水平迈进提供一架可望并且可及的“能力阶梯”。当然，要真正发挥好这一功能，中国自身的教育培训、职业支持与保障体系还必须自我改革和完善，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这样才能提供其他国家尤其广大发展中国家信得过的教育产品。
中国历来有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中国文化历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对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作面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当代中国完全有可能建立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前瞻性的国际人才体系，积极调动全球范围内的优质智力资源，为创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