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梁建章说人才越年轻创新的精力越旺盛，年轻一代是强大的创新军团，我们一起来阅读他是如何解读国家创新与人才战略的关系？
我前几年到斯坦福大学去念博士的时候，也是把这个作为我的研究课题去学习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人才和人口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再到后来我去呼吁一些人口政策方面的问题，现在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成为一个富裕国家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人才，就像每个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它的人才一样。
人才问题就会牵涉到一个数量和质量的问题，更深层的就是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关系。所以今天我想讲讲创新和人才、人口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一是人口规模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二是人口结构和创新的关系，三是人才的流动、分布与创新的关系。最主要还是讲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和目前碰到的一些问题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比如高房价、大城市如何发展、城市化策略这一块会比较有意思。
那我们先从前两个说起，一个是人才的规模，一个是人才的结构。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那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实际上是非常得益于中国的人才规模的，这个问题往往是被一些经济学家所低估的。
经济上的规模效应是到处可见的，比如造第一辆汽车和造第一百万辆汽车，肯定造第100万辆的成本要低得多，那不光是制造业，服务行业、互联网行业更是如此。其实，制造业的规模效应还没有服务行业、高科技行业的效应那么大。比如一个小国，像生产诺基亚的芬兰这样的国家，也能够造出全球畅销的手机，把它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那对于服务行业、互联网行业，往往需要先把本土市场做好，那一个大国在本土市场的规模优势其实在创新领域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可以看到想，像制造业，欧洲的一些国家和日本都有非常强的企业，但服务业而言，美国的企业就比欧洲强得多，因为美国企业往往能够在本土市场做好之后，发展到全世界，比如快餐领域，所有的知名快餐品牌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包括星巴克。那如果看酒店行业，酒店的一些世界性的品牌基本上也全都是美国的。
再看高科技行业、互联网行业、IT企业，可以看到全球最好的这些企业也基本上都在美国，因为美国有发达国家里面最大的市场。中国目前在发展中国家里拥有最大的市场规模，那未来，等中国更加富裕之后，也会成为不单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市场规模最大的，这对未来中国的创新是非常有利的。像百度这样的公司就非常有可能成为像智能汽车、智能创新领域的领先者，因为它可以为这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去做最大的研发投入，去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首先，他可以在本土市场，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获得成功，并推广到全世界，那这就是人口规模的巨大的优势。
第二个就是人才的、年龄结构方面的优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人才的年龄结构越年轻，实际上他的创新力就越旺盛，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过去十几年去研究日本的人才年龄结构和它的创新力之间的关系。我发现，日本在90年代以后，它的创新力严重地下降，就是和他的人才结构的老化有直接的关系。从九十年代以后到现在，像现在日本的一些大公司里面，他的高层到中层基本上都已经50多岁了，因为日本以前生小孩生的少，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他的年龄结构就老化的很厉害，那30多岁的年轻人基本就在底层的位置，做助理一类的职位，这些人资历不够、历练不够或者说得到的话语权也不够，他自己的财务资源也不够，所以他也很难去创业，所以不光是日本年轻人创业的人少了，一些大企业因为年龄结构的老化，创新力也出现了下降。
中国现在就很好，都是80后，也是中国年龄结构里数量最多的一个人群，虽然当时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了，但还没有被严格地执行，所以80后是最庞大的一个群体，恰巧80后现在都30多岁，是精力和创造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所以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和企业，创新力都非常得旺盛。
但计划生育严格执行的90年代，人口数量就少了很多，90后的人口大约只有80后的2/3左右，那如果90后成为创业、创新的生力军的话，那中国的创新力可能在10年后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二胎的开放，有多少人会补生，这可能会需要再更长远的时间段去缓解这一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是非常不乐观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大城市现在高房价、入学难等问题，导致了年轻人都不太愿意生小孩，所以未来的人口结构还是会快速地老化。那未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应该是尽快放开和鼓励生育这样一些政策，让年轻人生更多的小孩，来减缓老龄化，使得人口结构保持一个年轻的活力，来保持创新力，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问题，在教育方面我也提出一些建议。年轻人现在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因为学得东西越来越多了，所以他到工作毕业的时候，可能已经硕士毕业，20多岁了，有的研究机构可能还是博士毕业，24、25、26岁了，等他积累了一点经验再去创业的话，可能已经30多岁了，那他创业的时间就只有30多岁到40多岁了，到了40多岁之后，可能他的精力、冒险精神，还有他的流动性都会下降，所以她的创新或者创业的窗口越来越短。
那怎么样把我们的教育的效率提高?我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说可以把高中的教育时间缩短，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高中、高考的教育制度，让学生花一年的时间，基本上不做什么其他事情，就是在复习高考，中考上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实际上高中的效率是非常低的。中国的初中生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到了高中和大学，他的竞争力实际上就在下降，所以这和我们的教育体质有一定的关系。怎么样缩短高中时间，减少为高考补习的时间，使得中国中学生能够更快的进入大学学习，更早的进入社会，让女生有更多的时间生小孩，这是比较有意思可以研究的话题，这对于中国提升生育率，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更早地进入工作岗位，提升创新力，都是有好处的。
今年很重要的，我想讲的一个方面就是，人才分布与创新的关系。现在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创新产业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它不成比例的分布在一些大城市，主要是一、二线城市，像美国高科技企业是集中在硅谷，像中国很多高科技企业都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像几个大城市都有非常多的、不成比例的高科技企业。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跨行业的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说旅游业，像我们做互联网旅游业，既是互联网IT业，又和传统的旅游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需要两方面的人才。比如做智能汽车的话，既需要IT方面的的人才，也需要制造业方面的人才，又牵涉到法律、法规，那就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所以跨行业的协作是非常重要的。而大城市正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才，那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能够互相碰撞的话，往往能够爆发出，更多的、更快的创新。
那大城市规模现在是太大了、还是太小了，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的话，大城市显然是太小了。像韩国是个5000万人口的国家，那像首尔，就有2000多万的人口;日本一个1亿多人口的国家，它最大的城市有3700万的人口，那中国拥有10倍于它们的人口大国，它的最大城市人口也就只有2000多万，那显然是太小了。
那从历史角度来看，西安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什么时候呢，是在唐朝，西安在唐朝时期有100-200万的人口，有的说是100万，有的说是200万，说200万的人说，西安有100万的常住人口，还有100万的流动人口，不光包括全国各地的人，还包括全世界的人。那当时整个中国有多少人呢，整个中国也就3000-4000万人。所以在唐朝的时候，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他占了中国3%-5%的人口。那如果按同样比例放大的话，北京现在至少应该是3000-4000万的人口。那有人要问，唐朝能和现在比么，当然可以比，唐朝还是个农业国家，农业占了其中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是工业化或者服务业占主导的一个经济，在大城市的比例，应该远远超过当时的唐朝。而且当时的长安，应该是世界上最开放的一个城市，大量的人口是外来的，唐朝非常欢迎其他地方的人，特别是外国人，我不知道李白算不算外国人，很多胡人都为唐朝带了经济上的繁荣和活力，以及文化上的繁荣。
那中国现在是什么状态呢，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市2000多万人，二线城市每个大概几百万人都不到，很少有到1000万人的，所以按前三十的城市来看，只有占中国人口的10%多，甚至20%都不到，我觉得这样的人口比例显然是太低了，如果看美国前三十的人口或者欧洲前三十的人口，那至少有1/3左右的人口应该是在这些城市当中，如果中国也要有1/3的人口的话，那像北京、上海就应该有几千万人，像西安这样的城市也应该有1000万以上的人口。
那为什么说这些城市人口的增加对于创新力是非常重要的，只要问问年轻人就行了，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对于有志向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就是要到一二线城市，为什么?因为一二线城市是创新的热土，只有到了这些城市里面，他才能或者创新潜力最大的发挥。因为这些产业需要跨行业的人才，好的企业基本上都在这些地方，而且进入这些企业、这些城市，才能与国际上有更多的交流，因为国际航班不可能在中国遍地开花，也就是集中在这些大城市中。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大城市的房价就高得离谱，这也是一个很热的话题。现在上海、北京都说我们要限制人口，把人口限制到2500万左右。我不知道这样的政策会怎样，可能对于本土的人，现在已经有房子的人来说，可能还好。那不让年轻人去这些城市的话，对于全国的创新力而言，是非常负面的。
有人要问，像现在北京上海那么堵，房价那么高，再多的人进去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逻辑可能是反了，如果我们还是按照2000多万的人口来规划，但按经济发展的规律，更多的人要进来;如果按2000万人口来规划，但有4000万人要买房，要进来，要看病、要上学，那肯定会造成学校不够、医院不够、房价更贵、交通更堵。所以，我们的规划一定要尊重这个经济规律，要理解大城市对创新的作用，把规划要做到有这样的一个前瞻性，做到4000万、5000万人口，那如果就3000万、4000万人进来的话，当然从一开始来说会比较紧张，但从长远来说，是会满足这么多人的需求的。
实际上，我也看过中国现在的一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如果现在把钱投到一个乡村，或者一个乡镇的小学，要在那里建一个质量和教育都和上海、北京差不多的小学，那代价要远远高于在上海、北京，在那里要吸引到好的教师，几乎是非常难的事，不要说其他的基础设施，你要到山里面、村里面建路。而那些小孩，他们完全有能力在城市里，因为他们的父母已经在城市里了，那现在不在城市里建学校，城市里还要保留农田，而在那边去建学校，这是非常经济低效的一个配置。
其实，像我们，像在座的各位，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爷爷辈，其实都是在农村的，我们爷爷那一辈，都是农村到上海来的，来创业的，当然一开始是学徒。那时候的上海，我相信比现在上海小的多，也比现在上海拥挤得多，住房的条件也差得多，但是在几代人之后，他们的小孩能够为这座城市带来新的活力，为这些城市带来创新、创造的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