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争议开始蔓延到全球的上市公司，这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企业面临的不只是薪资结构调整，还有可能涉及到公司决策权的转移。
通用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Immelt）并不开心。他是今年少数几位主动放弃优厚红利的执行长之一：4月，他拒绝了董事会给予的1200万美元分红。对于伊梅尔特个人来说，这算是一种表态，因为公众对高管薪酬的争议已趋于白热化，而通用电气（GE）的盈利又在下滑。
然而，最令他烦恼的并不是放弃可观的红利，而是社会对高管薪酬的关注也许会带来其他影响。目前，美国国会正在评估一项新的议案，如获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将对薪酬问题拥有决议权。伊梅尔特担心，这会给通用电气的长远利益带来消极影响。
“无论国会决定如何，我都会继续努力工作；但我必须争取的是对公司里其他30万名员工的薪酬具有决定权。”伊梅尔特解释说，“假设我们要奖励部门的某位员工，却必须要征得股东同意，那么GE在未来无疑要处于劣势，因为我们的对手有更多的自由决定如何优待领导人才”。
尽管现在薪酬争议只存在于服务行业和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但是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这场战役将会在华尔街以外的董事会里和公司年会上打响。短期来看，在确保能够吸引、、保留高端人才的基础上，薪酬标准的合理性将面对更大的挑战，而潜在风险实则是公司决策权的动摇。
哪里错了？
薪酬问题来源已久，但从未引发如此白热化的社会争议。从大的层面讲，薪酬问题混合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而贫富差距和金融加速了它的暴露。对此，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法布里奇奥-费里（FabrizioFerri）解释说，“我们谈的可不只是让坏人赚到了钱，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薪酬问题太过复杂，想弄清楚哪一步走错了棋并不容易。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就是：在同一公司内，CEO的薪酬不应超过平均工资水平的20倍。而那些狡猾的高管、董事和他们的首席顾问已经在这个圈子里摸出了门路，他们设法使薪酬奖励避开税收管制和挂钩于绩效的计算方法，这无形中就导致高管缺乏规避风险的动力，更不会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
一直以来，某些不合理的高管红利为避人耳目，都采取较为特殊的安排方式。直到6年前，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JackWelch）的离婚案引爆了公众的视点，这些安排才得以曝光，新闻媒体、社会公众以及美国证监会（SEC）都开始关注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问题，股东也要求公司提高此类奖励安排的透明度。
而真正使得薪酬机制失常的罪魁祸首，哈佛商学院教授拉凯什-库拉纳（RakeshKhurana）认为，是逐渐上升的公司外聘CEO趋势。之前，CEO的薪酬计算通常要参考下级管理层的薪酬水平，但随着“外援”的引入，其薪酬标准直接取决于其他公司的薪酬水平，进而导致了高管薪酬线的急速攀升，而这又进一步破坏了公司原有的待遇梯度，致使董事会过分依赖于公司以外的薪酬咨询机构。恶果循环往复，薪酬失常的“雪球”也就越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