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推动地区经济的转型与产业的升级、结构调整，政府不应该仅仅通过自身的行政力量强制为劳工加薪，而是应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如何是维护好市场自由交易的秩序上。
自去年6月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以及其他的企业工厂的停工、罢工事件以来，加薪在中国已然成风。而今年开春，中国沿海多个地区以及像重庆这样新兴工业区出现的用工荒，则再度加强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包括北京、江苏、广东、重庆等内地多个省市今年再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客观而言，这样的加薪趋势，不仅有利于工人自身权益的提升，而且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布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也与中国“十二五”规划的主旨与内容相吻合，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调民生的重要性。
就工人本身而言，自1990年以来，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就一直在不断下降。工人的权益长期得到不保障。这不仅导致了劳资之间矛盾的不断积累，引发劳资纠纷，还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不利于企业和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3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学术峰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专栏）就表示，中国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而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消费不足，建立消费社会就非常困难。换句话说，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与此同时，加薪潮的出现，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推动力，有利于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促进中国经济整体上的结构调整。现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先于内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过于集中。在去年加薪潮出现以来，已出现一些企业向内地迁移的趋势，比如富士康的落户河南。而失去了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后，选择继续停留在沿海地区的企业，则必然只能寻求技术的创新与提升。比如今年春节过后，素有“中国皮具之都”之称的狮岭镇，具备良好基础的狮岭皮革业就开始寻求摈弃靠廉价劳动力和低价的盈利模式，力求从“制造之都”转型到“品牌之都”。
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加薪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能否应用得当，关键在于加薪是如何实现的。从目前来看，各地的加薪潮，政府通过行政力量推动过于明显，主要仍然通过提高当地的最低劳工薪酬标准来实现的，而不是企业与劳工之间的自主协商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值得警惕。如果政府只是为了提高民生政绩或是片面追求地区经济的转型、产业的升级，以强力推动薪酬上涨争夺劳工资源，而非通过政策与制度在企业与劳工之间建立一个可以就薪酬定价进行博弈互动的平台，那么，这种盲目的加薪，则可能伤害到企业、产业，进而伤害中国整体经济利益和发展。
以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上的平板显示产业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资本、风险三高产业，其投资不可能遍地开花，也需要经营主体、资源集中。因此，需要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加以配合。加之这一产业在中国起步晚，规模小，加上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资源相对匮乏，以及产业链条的不完善，如果政府缺乏相应的扶持政策，那么，这一产业将很难做大做强，无法形成大的竞争实力。而从韩国、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转型与升级的经验上看，政府在这一过程至少应该在制定产业政策，调整贸易、税费政策，引进技术等上有所作为。因此，经济上要实现“腾笼换鸟”，不仅仅要在“腾笼”上下功夫，更要在“换鸟”上下功夫。绝非简单地用加薪方式倒逼企业改革。
因此，如何加薪，应当视不同区域、不同经济类型、不同产业的实际需求而定，必须通过建立起灵活的加薪机制，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在此方面，政府不能通过自身的行政力量强制为劳工加薪，作为推动地区经济的转型与产业的升级、结构调整的方式之一。政府应当把力量放在如何是维护好市场自由交易的秩序，拆除一切阻碍市场自发力量发挥作用的不合理的障碍（如城乡二元、行业垄断等），为企业与工人提供调节薪酬的平台、机制，让企业与工人之间自主互动，实现薪酬变化，同时考虑在地区出现产业结构变化时，如何引进新产业，避免地区经济出现空洞化。
否则，诸如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行政干预，最终未必能保障民生，也未必能够推动产业升级的政策，甚至可能阻碍经济转型的完成，甚至直接导致其失败。总而言之，加薪应当通过制度性的机制自主调节，而不是政府的强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