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企高管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领导，同时也是“高官”。他们在拿“市场化薪酬”的同时，又无须承担市场化所带来的竞争风险，此外，他们还享有国家干部所拥有的政治待遇和福利待遇：可以调任、升迁;医疗实报实销，不存在上限??
高管薪酬和“国际接轨”没问题，高管薪酬市场化也没问题，问题在于，这些承担着特殊身份的“政治高管”是遵从市场化原则优胜劣汰而来的吗?
中国式高管
全球经济复苏的缓慢而艰难，让易涨难跌的高管薪酬备受争议。对肩负企业重归繁荣艰巨职责的企业高管们来说，是要同甘共苦，还是要加大激励。这构成了一对矛盾，并在中国有了更富国情色彩的演绎。
在我国，国企高管同时又是“高官”，他们的薪酬设计缺乏科学的评估机制，也没相应的监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薪酬是自己确定的，责权没有明晰。因此，国企高管薪酬的规范，主要任务不是限制薪水，而是明晰其身份和责权。
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称，央企高管名义收入节节上升。2002年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以来，高管年薪和职工平均工资12比1的比例逐渐拉大。国资委数据披露，2004年至2007年，国资委监管下央企高管的平均年薪分别为35万元、43万元、47.8万元和55万元，年增长14%左右。
高管年薪的天花板早已经被突破，一些央企负责人的收入为月50万以上。按照公布的年报，中海油、中集集团、宝钢、中铝年薪在100万元以上，前两位分别达到1，204.7万、684.64万。虽然这只是名义工资，但均打入公司成本。
不仅如此，一些公司管理人员众多、国企人浮于事的通病显现无遗。2008年中石油的员工总数约为106万人，人均营业收入约为17万美元;而埃克森美孚约为8万名员工，人均创造营业收入约为553万美元。也就是中石油32名员工的工作效率相当于埃克森美孚一名员工的工作效率。据笔者了解到的信息，一些垄断国企资金多到无处可去，除了四处挖掘投资项目以外，不断地以发放实物、购买商业保险、缴纳公积金等方式，其主要体现为高管或者职工的福利。
国有金融企业到底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永昌表示，如果是政府部门，高管的身份定位就应该是行政官员，财政部当然可以对自己的官员做出薪酬限制。这比较符合目前财政部的思路，不管企业好坏，高管的薪酬由财政部来决定。不过如此一来就回到了政企不分的老路上，因为对于高管来说干好干坏一个样，业绩好并不会增加其薪酬，这就很难调动高管的积极性。
如果将国有金融企业当成企业，那么由政府部门来规定一个企业的高管应该拿多少钱也是不合适的。可能有人会举出美国国会对AIG高管高薪的调查为例，来作为政府对企业高管定价的佐证。但值得注意的是，对AIG高管的调查是通过司法程序进行的，并且也主要集中在是否涉嫌欺诈获利。这与财政部的九折限薪令是法律程序与行政命令的区别。让行政之手远市场，以法律之规近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
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便于境外投资的顺利开展，允许一些国有企业采取对外以民间投资的形式，由高管人员代持国有股份。国资委成立后，国有企业逐步建立了以产权为纽带的管理关系，但据审计署的审计调查反映，“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中，个人代持股份的有关管理关系没有理顺，存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产权争议的风险”。
一位央企副总告诉记者，境外企业可能是目前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渠道。“以个人代持股的境外企业，可以通过内部整合、战略调整等方式，将集团内部资产装入海外公司。”据记者获悉，目前，国资委对央企境外资产的排查工作依然在进行，大多数央企已向国资委上报了个人代持境外产权的情况。此外，国资委还将对央企境外资产运营情况、资产类别、潜在风险作出全面统计。
境外国有资产目前基本是一本糊涂账，这是国资研究领域的专家们基本认同的一个现实。继中航油、中信泰富海外巨亏事件后，不久前，中铁建由于沙特轻轨项目实际工程量比合同工程量增加，亏损高达41.53亿元。记者从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一个内部讲座中获悉，呈现在公众视野之内的央企海外亏损仅是境外国资亏损的冰山一角。我国境外资产虽然庞大，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机制，不少境外企业存在经营失误、债务沉重、经营亏损等问题。国资委领导在内部会议批评部分央企主管“为创造政绩”、“营造自己的王国”、“打造知名度”、“情况不明决心大”，盲目投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巨亏”老总不差钱
据国资委统计，截至2012年底，共有108户央企投资涉及境外单位5，901户，央企境外资产超过4万亿元，当年利润占央企利润总额的37.7%，甚至有的企业境外项目利润占公司利润的50%.一家央企的总法律顾问在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座谈会期间告诉记者，目前，除了五矿、华润等少数央企外，大多数央企的境外资产的安全和增值都存在隐忧。该法律顾问还表示，近年来，央企境外资产流失已成为国资保值增值的大敌，这是国资委痛下决心规范央企境外产权的主要原因。
境外国有资产的流失情况大致分为，境外人员挥霍、浪费、携款潜逃;未经批准在境外进行高风险投机经营造成巨额损失;未经批准或未办理有关法律手续，将国有资产以个人名义在外注册;任用外籍人员不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此外，作为国有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资源性国有资产以及常常被人们忽略的大量隐性资产，如商标、企业信誉、专利等的流失状况也很严重。
中国企业高管们的薪酬也在经历艰难的改革过程，矛盾丛生，突出表现为薪酬与业绩、风险不匹配。在国企，失去仕途晋升资格的高管，深受国有化薪酬和市场化业务构成的矛盾“夹板气”;在民企，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一夜暴富动机下的薪酬短期化行为时时考验着企业永续经营的基本准则;而随着国际化的深入，不断涌现的天价外籍高管也让本土高管人才羡慕嫉妒恨。
造成国企高管薪酬困境的因素有多方面：国企高管来源的非市场性、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国企高管薪酬决策程序的完备度欠缺、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关联有效性不足、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与灰色收入等。这一困境的解决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更需要内外部的共同努力，包括政策制度层面的支持与国企自身管理能力的提升。国企高管薪酬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