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成本”，指员工偷懒的机会成本，在数量上它等于员工在偷懒和努力工作两种状态下所得报酬之差。"闲暇成本"的提出可以追溯到阿尔曼·艾尔钦(Armen Alchian)和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合著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1972)。这篇文章从对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中团队成员生产率的测度和报酬问题入手，引出了闲暇成本、偷懒行为、监督者和剩余索取权等重要概念，为人们理解企业存在的原因和组织形式提供了新的视角。闲暇成本这一范畴为分析薪酬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
《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中有三个相互关联的观点：效率与制度(尤其是激励制度)有密切联系。在相互合作的经济组织中，只要能根据劳动生产率支付报酬，就能更好地利用其比较优势。如果经济组织的测度糟糕，报酬和生产率仅松散相关，劳动生产率将会很低;如果报酬与生产活动没有联系，组织就不会为生产提供任何激励;如果报酬与生产率负相关，组织就会解体;在团队生产中，由于生产函数无法分离为单个投入品的函数之和，即Z=f(x，y)不能分解为Z=g(x)+h(y)，因此不能确定单个团队成员的边际贡献。这导致每一成员的努力或偷懒具有“外部性”外部经济性或不经济性;个人效用函数包括闲暇和收入两个变量。外部性使得闲暇的私人成本<社会成本，而努力的私人收益<社会收益，导致闲暇对生产的替代率上升，因此，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团队成员将更多地消费闲暇，即偷懒。
闲暇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显然对于一个准备偷懒的工人来说他面临着两种闲暇成本：假如他不会因偷懒行为被发现而遭到解雇，则他的闲暇成本就是他在目前企业偷懒和努力两种工作状态下的工资收入之差;否则，闲暇成本就是在当前企业努力工作时的收入与解雇后在别的企业可能得到的收入(也可能是赋闲)之差。
就第二种闲暇成本而言。当WiWe，即企业支付效率工资时，闲暇成本越高，工人对闲暇的需求量就越少，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另外，第二种闲暇成本也相当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在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在职的工人倾向于接受更低的工资和努力工作，因为We可能长时间为零，闲暇成本是如此之高。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生产率受企业支付的工资的影响，减少工资导致的是成本的增加而不是降低，因此通过支付效率工资，企业反而能获得更高的利润。显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索罗的企业利润函数：JI=P.Q(eE)-W.E可以看出当效率的边际产品价值P.QE'(eE)大于每效率单位的工资成本W/e时，支付更高的工资才能增加企业的利润。当效率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单位效率的工资成本点时，就是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点。但是，闲暇成本是以存在一个能够度量努力程度或生产成果，并且据此进行工资分配的监督系统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也是效率工资能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利润函数中应包括监督成本，即JI=P.Q(eE)-W.E-MC ( Mc：监督成本或测度成本，指监督活动中所消耗的一切人力和物质费用)。
任何理论都建立在对人类行为和环境特点的一系列假定之上。就闲暇成本来讲，对人的行为假定已经由追求利润最大化变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规范的，没有质量纬度的劳动供给变为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劳动供给;企业这个单纯的技术性生产函数中也引进了制度变量。下面就闲暇成本的作用形式、内涵和机会主义行为假设做进一步分析。
闲暇消费的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及工资的努力弹性闲暇成本的作用形式不是线性的。一方面，根据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工资的努力弹性(the elasticing of effort，Solow，《工资粘性的另一可能原因》，1979)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也就是工资越多，相同工资差额所起的激励作用就越小。另一方面，闲暇成本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对闲暇消费的减少。一个中产阶级愿意每年拿出一个月来度假，而一个农民可能会利用他农闲时的每一天去干活，尽管前者的闲暇成本要高得多，但是他却消费了更多的闲暇。因而，恰如劳动供给中存在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一样，闲暇消费中可能也存在同样的规律。替代效应使工人在闲暇成本更高时，想更加努力工作来替代闲暇(偷懒);收入效应则使工人因为有了更多的收入，闲暇成本变的相对较低，因而想拥有更多的闲暇。"高工资养懒人"的现象就是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的结果。两种相反的效用在闲暇消费中同时存在，哪种效应起主要作用需要结合其他条件具体分析。
对闲暇成本内涵的进一步分析
闲暇成本理论假定：工人的效用函数包括闲暇和收入两个变量;工人工作(牺牲闲暇)就是为了换取一定量的货币收入，即闲暇成本就只是货币收入。将闲暇引入人的目标函数是一个突破，但将人类的工作欲望仅仅归于对占有货币虽然有利于分析，却不利于解释现实。仅以货币收入作为闲暇成本，也许可以解释计划经济时期因为平均主义而产生的吃大锅饭问题，但是不能解释那个时期为什么也曾经出现过王进喜这样的人物。
人不但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不但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和对意义与价值的需要。单就经济收入而言，经济人假说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在其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也提出这样的观点：许多看来是对货币收入的欲望，本质上却是人们确立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可的欲望。 “吸引我们的不是闲适，也不是愉悦，而是虚荣。”这种情况在凡勃伦剖析的“金钱竞赛”中更是得到了深刻的说明(T.B. Veblen ，《有闲阶级论》)。当代社会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现代人对财富的追求中隐含着获取社会认可、和确认自我价值的心理需要，这种需要自古存在，不同的是古代通过战争和征服来满足，而现代则通过产生财富而不是摧毁物质价值得到满足。
可见即使是获取货币的欲望，也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它不过是满足其他精神和心理需要的一种手段。如果货币所显现的激励作用本质上是多种异质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因此将一元函数e=e(w)扩展为多元函数e=e(w， x， z)，也许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的，首先，如果货币不是全部的目的，那么，具有手段性的那部分就不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在当其他手段比货币能更有效的达到目的时。计划经济时期，低工资策略下，强调感情留人、政策留人这种做法的失败，决不是因为人们厌恶融洽的感情，和有利于发挥个人能力的政策，而是因为在生活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货币(或者说它代表的物质需求)就是绝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