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公司创造了一批又一批的百万富翁，将盈利尽量公平地发放给员工，用这种方式来打击不平等，我反而对硅谷的运作模式更加存疑。
硅谷，对于那些从中获利的人而言，简直是一个机遇与奖励的天堂。
然而硅谷外的世界却因此与其差距越来越大：那些高收入的工程师，拿着公司奖励的大笔股权，以及前所未有的购买力，使得硅谷在与外界的比较中，与其所谓的公平背道而驰。更何况，硅谷的财富鲜少能够流入外面的世界，除非人人都变成软件工程师(已经有不少科技公司员工用各种方式向我提议过了)，否则，公司内部的股权激励，并不能解决美国经济深处的问题。
美国尽管遭遇了经济大衰退，美国企业在过去几年中还是赚得了惊人的利润。这对于股市而言确实是个好消息，然而这些盈利却没有流入到普通人手中。美国企业里，收入最高的雇员与平均收入雇员的薪酬比，已经到达了惊人的悬殊差距。过去四十年中，美国企业中的平均薪酬比从30:1升到了300:1。当然了，这不是唯一衡量美国国内经济平等与否的方式，但这却展示了最显著的社会性退步。
如果美国企业突然压缩回30:1的薪酬比，它会一同带回其他的数据：失业率，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医疗费用等等，Packer也根本不需要写这本书来抨击美国经济了。
Packer一定会认同压缩薪酬比的重要性。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一种方式：是用税收建立一些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比如我们可以开发一个劳动收入税收减免政策，由政府负责补贴低收入人群。
或者，我们也可以加速刺激消费，并创造更多类似罗斯福新政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能为工人提供工作，还可以通过激发私营企业的竞争，侧面抬高工人收入。我个人认为两个计划都不错，并且不介意开发一些更强力的财富分配计划。
然而，另一个可供我们使用的杠杆，才是我回应Packer的真正原因：
我们需要降低企业内的核心薪酬比，也就是员工们在政府介入前到手的奖励。
目前在美国，将平等薪酬比列入企业核心价值的公司数量在不断增长。比如，在Whole Foods(美国知名连锁超市)的高层中，没有人可以赚得比普通员工工资高18倍的薪水。这些公司可以通过分配股权来创建一个平等的，人人与利益紧密相关的企业平台;然而如果担心股权出问题，通过薪水也完全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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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硅谷，公司一般将股权和薪水一起用，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Packer的文章仅仅触碰到了硅谷公司在平等问题上的皮毛而已。谷歌，惠普，思科，亚马逊和微软等大公司的平均薪酬比为25:1，也就是典型的美国企业薪酬比的十分之一。在我们急切需要降低美国企业内的薪酬比时，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最活跃且最成功的科技产业，恰好是低薪酬比的领军行业。
这也是我无法理解Packer的文章的原因。他说：“除非人人都变成软件工程师，否则，公平的公司内部股权激励事实上并不能解决美国经济深处的问题。”
软件工程师的高薪是有原因的：他们拥有着当今社会最重视的信息经济技能，同时他们还处在一个，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中最平等的报酬结构的产业中。
Packer论点中的逻辑只停留在，他说：
既然不是人人都可以当软件工程师，我们根本不应该从硅谷的成功中，获取经验。
然而仔细想想，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加入一个拥有着20:1的薪酬比，或者在其他方面平等对待员工的公司。
目前，很多企业根本不愿意向股东公开内部的薪酬比，更不用说去压缩它了。对于我和Packer这样，想减少不平等的人而言，硅谷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个案研究机会，去证实——平等对待雇员，确确实实是对公司本身利益有好处的，无论是拥有软件工程师，还是柜台收银员的公司。
你可以从自由论者的角度，来论证缩小薪酬比的好处，这也是John Mackey——Whole Foods那个开创先河的CEO正在做的事。自由论者的论点基本是：每一家公司都应该主动接受并使用这些平等激励技巧，因为每一个相关的人都会从中获利。
同时，一个自由主义者、或是革新论者也许会认为，由于政府也诚心希望看到社会朝更平等的方向迈进，他们会通过类似改变公司税收比例，来压缩薪酬比的方式参与进来。
无论你拥有怎样的政治立场，通过压缩薪酬比来重新分配美国财富资源，是一种不需要通过政府介入，就可以增进平等的方式。
政府不需要从私营企业中筹钱，来投资一些社保计划，而仅仅是去确认私营企业内部的钱财分配得更加平衡。我认为，这个将资本主义与大政府混合在一起的论点，在当今的政治背景下简直如鱼得水。
我十分希望下次奥巴马在谈论硅谷时，不将其称之为创业中心，而是平等收入的榜样产业。同时也让类似沃尔玛等薪酬比1000:1的公司意识到自己该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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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幸运地赢得了一笔财富后将所有人甩在身后的企业家故事并不少见，然而那些将财富平等分配在公司内部，并因此获得成功的企业故事却不多;这也正是我们不得不将其公之于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