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职场人被职场抑郁症盯上了，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是“感觉身体被掏空”？“感觉身体被掏空”形容了一种职场现象。
近段时间以来，朋友圈被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刷屏了。魔怔的歌词配上魔性的唱法，道出了职场众多加班狗对加班的吐槽和对工作现状的不满，比如：下班准备收拾东西走人时，被老板叫住开会;为了一件项目或者 KPI，每天朝九晚十地工作;在三伏天里忙碌到感觉身体被掏空，只想“葛优躺”。
“感觉身体被掏空”形容了一种职场现象。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脾气暴躁易怒，情绪容易走极端，不爱与人交流，身心疲惫。
小心，也许你已经被职场抑郁症盯上了。
“感觉身体被掏空”
五年前，张进突然感觉自己不会工作了。开小组会时，反应不再敏捷，处理问题也不再决断，记忆力也下降了，对吃喝没多少兴趣，晚上也逐渐失眠。
张进，财新传媒资深记者，他新闻敏感度好，做事雷厉风行，被圈内人称为“快刀”。对自身状态的改变，张进敏感而恐惧，但不知原因。
到了 2012 年 3 月，两会期间，张进的不适加重。当时他要对一位民政部部长做个专访，但他连采访提纲也拟不出来，对于他这本是“举手之劳”。“记得我打开民政部网站，想看看民政部最近做了哪些事情，李立国部长做了哪些讲话，硬着头皮看了半天，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或者说，看到的都是字，却不能把这些字连贯成完整的含意。”
连续两周彻夜不眠，张进身心崩溃了。他决定脱离工作，彻底休假。
但这次休假并未改善他的身体状况，而且情况继续加重。张进每天完全睡不着了，在困倦昏沉到即将入睡之际，他会突然心悸，惊醒。“感觉有一个士兵把守在睡眠的大门口，当睡意来临，就用长矛捅向心脏，把睡意惊走。”
那段日子，他的行动力奇弱，再简单的事对他来说也像穿着拖鞋爬高山。绝望无助中，2012 年 6 月上旬，他去看了医生，经诊断，是重度抑郁。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或者思维、行动迟缓为主要临床特征。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目前抑郁症排在全球十大疾病中第 5位。全球目前有 3.5 亿人患病，年患病率约为 11%。中国目前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超过 1 亿人，其中抑郁症患病率达 3% 至 5%，患者约 400 万人。
抑郁症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其中重度抑郁症临床上有悲痛欲绝、自卑抑郁、悲观厌世，尤其有自杀的行为等症状。众多“被掏空”的身体，最终走向极端的，已经不是少数。
广东珠海白领公美丽是每年因重度抑郁而自杀的 20 多万人之一。
2015 年 9 月 6 日早晨，公美丽没有去上班，她用借口支走了家人，然后反锁房门，以自杀方式结束 34 岁生命。
公美丽原本从事工厂食堂管理工作，每天按时下班，回家做饭，辅导孩子学习，和朋友打羽毛球健身，作息规律。在公美丽丈夫眼里，一家人生活幸福。“对生活很热情”。
但这种幸福在去年 3 月戛然而止。这时，公美丽从食堂总务部门调换至生产管理科，两个岗位工作内容差异大。换岗后，公美丽“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闷闷不乐，几乎就再也没有笑过了”。
她经常加班。回到了家，对丈夫说的也基本都是工作，或倾诉压力。家人以为她没休息好。7 月的一天早上，丈夫发现公美丽气色很差，脸苍白，不断用手揉太阳穴，原来因为这天要开会，前一夜，她焦虑得一直未睡着。
丈夫建议公美丽休假两天，但并没有用。她仍控制不住地去想工作的事，依旧失眠。
在遗书里，公美丽写道，“自从调换了生产管理这个工作岗位以来，我一门心思想把它干好，非常认真，经常加班加点学习和熟悉工作业务，甚至忽略了家庭和孩子。”
事实上，在调岗之后至休假，公美丽每月最少加班 39小时，多的加班 61 小时。相当于一个月要多加班近 8 个工作日时间。
在遗书中，她坦言，自己已连续失眠近两个月，每时每刻脑子里都会闪现客户、生产实际、生产变更、周报、达成预测、盘点等工作事务，严重焦虑。尽管亲人们苦口相劝，但自己满脑子都是工作，没办法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
越是精英，精神压力越大
张潜每年都会出现一段“周期性的崩塌”——恶心、心悸，完全不能工作，为此他曾休假一年多，后来每当这种状况出现，他就必须去深山里，不带手机，不带笔记本地过一段时间。
从国家机关辞职后，张潜在一家公关公司担任总裁。
他说在这样的企业里只看结果，他尚未掌握 Excel 文件如何使用的时候，就被发下一尺高的财务报表，一夜之间必须做出财务报表。
还有随时的评价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公司有一个大目标，这个目标与职务挂钩，你给公司带来多少收益一目了然。面临时时的考核和评价，做不下来就走人。“CEO 这几年换得特别快，做不下来就走人，竞争激烈，同行恶性竞争，圈子越来越不好，人际关系很差。”
这种压力之下，张潜长时间从早 7 点做到晚 7 点，张潜周末有一天工作，另一天虽然不去公司，但也要在家里工作从早上 9 点到晚上 10 点半。
据中国心理协会有关我国职场抑郁症调查数据显示，工作场所中的抑郁症患病率高达 2.2% 至 4.8%，50 个人的团队中就有 1~2 名抑郁症患者。其中公务员和白领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
长春市心理医院副主任医师燕利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她所在医院近几年收治的抑郁症患者的情况，排在第一位的主要为公务员、白领等群体;第二位为 40 岁左右处于“上有老、下有小”阶段的中年女性;第三位为处于婚姻疲劳期的中年男女。
在长沙玲清心理工作室的心理咨询专家陶萍看来，被抑郁症击中的原因，除了工作挤占了更多私人交流时间，留给感情疏解的渠道相应越来越窄外，员工与雇主都面临着业绩考核、人际关系以及工作本身的困难和矛盾，这些时刻刺激着职场人的神经。
失眠、头痛、头晕、心慌、憋气等躯体不适时常发生;失落、挫败、急躁、焦虑等不良情绪也接踵而至，内外夹击，若稍有心理调适不当，则极易陷入不良情绪困扰之中，被抑郁症缠上。
此外，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施慎逊提到，科技的进步，多元化的信息交流，手机电脑的过度使用，也进一步使人陷入无处不在的工作状态，得不到合理的休息，从而造成睡眠障碍、工作效率不佳，压力随时迎面而来，更易引发抑郁症。
精英的问题不仅是高强度超时间的工作。根据美国一项调查，被职场抑郁症袭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
崔永元做节目时，被同事称为“工作的疯子”。崔永元对此有过反思，“我们当时做《实话实说》的时候，特别投入，我觉得我发病都跟这有关系，有点钻牛角尖，希望每一期节目都做好，希望一期比一期精彩。老是这样想，有这个责任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痛苦。”
“精英分子总是一个社会中最有责任感的人，这种责任感成为精英的一种内驱力，成为自己审视自己的一个标杆，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碰撞的时候，直接受到伤害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解释了崔永元的这种心态，“很多精英的特殊角色意识常常要告诉他总比别人强，别人能出错他不能，别人能生病他从来都不生病。这样绷着绷着，最后就断了。不肯放弃，不肯降低标准，最后的结果是导致自己痛苦，这就是精英的痛苦。”
理想中希望的状态比现实要好，抑郁感一产生就压抑下去，强撑着没事的样子。数据显示，在已知患有抑郁症的人中超过八成的调查者选择不把病情告诉领导，具有强烈的“病耻感”，因为他们担心会没了工作。
对于抑郁症，中国社会目前仍存在污名化现象。世界精神病学协会 2012 年在中国访谈了将近 13000 人 ( 年龄介于 26—45 岁间 )，其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45% 的人选择不接受治疗，即便他们患了抑郁症;甚至在那些愿意接受治疗的人中，只有 18% 的人会选择专业的精神科。人们耻于被诊断为抑郁症，甚至希望医生不要诊断为抑郁症的状况仍旧普遍。此因素也会造成对抑郁症人数的估算偏低。
范斌 26 岁，中度抑郁症患者。现在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营销，朝九晚五。小白领的他自我否定严重，每天两包烟，整夜失眠，“我总觉得自己没用，做什么都做不好，以前我从来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可是现在，我很怕我自己跟不上节奏，完不成工作，完不成业绩。”
尽管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抑郁了，但他一直拖着不看医生，“我每天都强打着精神，不想让周围同事觉得我有问题，可是我每天都很沮丧，觉得活着没义。”每天范斌只有刚睡醒、大脑还未清醒时状态还行，但吃完早饭，将开始新一天工作时，就变得非常沮丧。
直到一天，他血压一度高到 200/140，头疼难耐，他向新单位请了假，睡在床上动都不敢动一下，甚至让朋友帮忙料理后事。在对方建议下，范新极不情愿地来到一家省级医院做精神检查，才确定是抑郁。
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看来，范斌有强烈的病耻感，这也是致使抑郁症者硬撑着工作的重要原因。王刚门诊时，很少有人找他开病假条。只有少数人不介意，会让王刚直接开，这时候，王刚会再次和患者确认，“你确定要我给你开假条吗?搞不好我的假条会让你休息一辈子。”而在欧洲，因为怕丢饭碗而隐瞒抑郁症病情的只有 30%。
挫败感无法用意念控制住
当你抑郁了，亲戚朋友不断地对你做思想工作，“你为什么想不开，怎么回事呢?生活这么美好，有什么事情让你痛苦，你振作一点不就行了吗?”
这种情况，张进不能更熟悉。“这只会让他更难受，觉得不被理解。”这是“局外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居高临下甚至带有一丝优越感地同情、开导或者指责他们”。
“因为你高兴不高兴，并不是决定于你内心的想法，而决定于大脑的神经递质的分泌，这些东西是自己无从控制的。”
在张进看来，“开导”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在很多人眼里，抑郁症仍是单纯的心理疾病，但现代医学证明，抑郁症同时伴有生理功能受阻，即脑细胞用以传递信息的媒介——神经递质失去平衡。
上个世纪中叶，研究人员收集并解剖了一些抑郁症自杀者的脑部标本，通过显微镜看到大脑内三种神经递质(5-HT、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浓度低于常人。由此 确定了一个研究方向：寻找抑郁症和这三种神经递质浓度之间的对应关系。
神经递质即脑细胞用以传递信息的媒介。大脑的神经递质有很多种，最主要的就是 5-HT、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5-HT 掌管情感、欲望、意志，去甲肾上腺素提供生命动力，多巴胺传递快乐。
由于这三种神经递质失去平衡，神经元接收到的信号减弱或改变，人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和意志的传导通道受阻，人体就会长时间处于情绪低落或者木讷的状态。表现为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以及其他大脑疾病。
抑郁症对人的影响具体包括三个层面：情感层面典型症状包括悲伤、焦虑、兴趣缺少、有自杀想法、无望、自责等;认知层面有注意力集中困难、短期或长期记忆缺损、犹豫不决、计划和组织能力下降、精神迟滞、找词困难、思维迟缓、判断力下降等;而躯体方面包括疲劳、食欲改变、失眠、头痛、肠胃不适、胸痛等。
而抑郁症被治愈后的感觉，张进形容，“就像一阵狂风哗啦一下吹散了乌云。”
2012 年 6 月份，当张进确诊为抑郁症时，医生要求张进住院治疗，并接受电击疗法。他对此惶恐无措。这时一个朋友建议他更换医生，更改用药。这次，张进找到了安定医院的姜涛大夫。在姜涛的治疗下，张进开始好转。
姜涛给张进开了三种药，由于药品的镇定作用和催眠作用，刚开始张进的睡眠稍有改善，但情绪、思维和行动力依然如故。到了后来，随着对药品产生耐受性，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差。
这些天成为张进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期。同时服用这么多种药，药的正作用没有产生，副作用却一个不落地出现了。“那一段时间，内心充满了绝望，不知道哪一天是终点。”
“他当时就是脸色不好，特别的晦暗，而且特别瘦，有气无力的，觉得整个脑子就已经完全迟钝了，就像一个机器突然不运转了，卡壳了那种感觉。”姜涛说，“他最重的时候，是要自杀的。”
“我当时就是叮嘱他再试一试，一定要完成这十四五天的观察，因为抗抑郁药起效至少 14 天以后，所以他就一直在坚持。”姜涛说。
当张进吃药吃到第 18 天时，2012年7月19日，张进觉得药开始见效了。 渐渐地，他可以集中注意力看电脑，可以看书。明显感到自己头脑清醒，思考问题有了系统性，做事有主动性。也不怕见人、接电话、回信息了。在街上看到过去喜欢吃的东西，很自然产生了食欲;见到同事和朋友，也有了久违的亲切感。
张进后来把这段经历称为“地狱归来”，并写进了《渡过》一书里。
获得新生的张进决定向人们普及抑郁症的病理与可怕。他从自己服过的药开始入手，把自己服用过的 11 种药的毒理药理、化学结构以及不良反应研究了个遍，并阅读了大量病例增加感性认识，又找来大专院校的精神科教材，系统进行学习。
他还会在周六姜涛坐诊这一天，赶到姜涛的诊室，旁听姜涛给患者看病，并且一直坚持了半年时间。
有一天，张进接待了三个前来咨询的患者，他们的问题不约而同：吃药好不好?到底管不管用?能不能不吃药?有没有副作用?会不会上瘾?
张进说，提到吃药，抑郁者心理上大多还是拒绝的，有诸多担心。据统计，中国抑郁症患者中就医的只有10%，这 10% 中又只有 20% 曾接受系统治疗。但是就目前来说，抑郁症的治疗，还是得靠药物。
“对于部分患者来说，吃药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不得不的问题。”张进说。抗抑郁药物针对 5-HT、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这三种神经递质研制出来的。现在最常见的 SSRIS 系列，全名“选择性 5-HT 再摄取抑制剂”，其功能便是专门抑制大脑对 5-HT 的回收，从而保持血液中 5-HT 浓度的平衡。自己的亲身经历也使张进相信，药物的治疗作用是最针对与直接的。
而对于亲朋，张进不希望他们指责患者不坚强。精英群体，经历过各种激烈竞争，说不坚强，并不能站得住。“未曾患病的人，也许永远也不能体会患者内心的挫败、孤独和苍凉。由于大脑发生功能性病变或器质性病变，他遭遇意志无法控制的精神障碍和痛苦。”
对于职场抑郁者，“亲人对待的最好方式是陪伴。”张进说。
现在经常有患者，通过各种联系方式向张进求助。张进一定会嘱咐对方五条，第一，保证不自杀;第二，坚持吃药，一粒都不要少，听从医生的嘱咐;第三，尽可能多吃一口饭，来抵抗副作用;第四，尽可能地只要你的身体允许，你多走一步路，多做点运动，通过运动来使自己的机能配合药;第五，把自己每天身体的状况，记载下来，提供给医生，让医生一目了然。
是“精英症”，更是社会病
李意欣 27 岁时，就已经是波音公司中国首席代表。1997 年 3 月的一天，他身体突然垮掉，先是失眠，很反常地头晕，接连几个晚上睡不着，吃安定片也不见好。腹泻，怕见阳光，看到的东西都是模糊的。说话说不出，感觉气是断的，“只能到喉咙这里”。走在路上，发现女孩子走得都比他快，走不了 500 米就满身冒汗。1998 年他辞去工作专心在北京养病，历时数年，耗费积蓄 30 多万。在社交网络上，他以“北京病人”自称。
10 年前，当记者采访他时，他向媒体和公众抛出了个人判断：抑郁是“心之病”，也是“社会之病”。在李意欣看来，工作强度不是压垮人的唯一因素。他认为，今天的健康命题应该是文化上的、价值观上的。另外，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不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鼓动欲望的话，它就能允许一个人花 20 年、30 年时间去获得成功，而现在却仅仅给年轻人 5 年、7 年的时间。”
李意欣的个人看法实际上也是近 10 年来关于抑郁症的舆论认识倾向。
“我们国家经济正处在快速发展的上升期，随着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加班往往是家常便饭，尤其是一些竞争压力较大的行业，在大中城市、中心城市更加突出。”心理专家陶萍表达了类似看法。
而在《“抑郁症”如何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流行病”?》的调查报告里，研究医疗社会学的华东理工大学助理教授萧易忻更加专业地分析了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动因。他提到了“时间效率下的抑郁症”。
在经济进行全球布局的背景下，资本跨境流动，人们的时空感受发生了巨大转变。经济全球化强调“竞争力”，这意味着时间效率化的加剧，要做到短时间内比别人更有产能，就需要具备各方面的能力，如管理、外语、专业技能等。这种竞争性塑造了新的性格。那些“开朗”“自在”的人受欢迎度高。而“腼腆”“内向”“古怪”等与“害羞”相关气质的词汇，渐渐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变成需要治疗的疾病，“社交焦虑”“逃避型人格障碍”甚至可能成为个体在竞争社会中的极大困扰。
此外，由于竞争力强调时间的效率化，这促使拖延或慢步调渐渐意味着不道德、不负责任的，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表现。而“高效率地运用时间来产生效能”才是“理性”和“正常”的。即使是在休假日，现代人也不会无所事事地度过，要么继续工作，要么有规划地休闲，精神难以真正放松。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仿效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路径进行赶超，加上本身是人口大国，竞争异常激烈，效率不断被强调。这无疑会增大人们的压力，产生情绪问题。
当在竞争与流动下耗尽精力的个体，便成为“不想动的(失能)主体”，他们不想消费、吃饭或出门，不但退缩，且恐惧有所作为。在高度要求绩效的背景下，缺乏生产与积极进取的竞争力会被视为严重的偏差行为，这也使得抑郁症愈来愈引人注目。
“最后的禁忌，不是性，不是酗酒，不是毒品，而是职业压力。”美国《财富》杂志曾以这样的观点阐述现代社会对人的损害。
去年开始，12306 客服中心管理人员在食堂一角设置了发泄区，区内有一块发泄墙，话务员可以把自己的委屈写下来贴墙上，另外还有一个拳击柱，很多话务员在饭前，先冲拳击柱“发泄”一顿，再坐下来吃饭。
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及时疏解员工压力的重要性。陶萍提到，绝大多数用人单位对于员工的心理健康维护几乎没有投入，“在职场心理健康还存在许多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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