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详解」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加强制度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于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利用。特别是制度供给具有基础性作用，能够从根本上释放经济活力，为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匹配创造体制机制条件。新型城镇化的制度供给涉及户籍制度改革、城乡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其中，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通过实行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逐步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接和并轨;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实现向新市民转变。在人口老龄化到来、劳动力成本攀升的历史关节点，这些改革举措能够延长人口红利期，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同时，落实公平就业政策，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使劳动力素质更好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此外，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释放农村土地的资本属性，既推动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又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人口城镇化。这样的制度性改革有利于土地要素优化配置，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和灵活性。
形成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机制。城镇化是人口和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区域分布结构优化的过程，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助推。这一过程的顺利推进，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释放经济社会活力。城镇化是工业化聚集效应的必然结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应遵循规律、因势利导，既不能人为抑制、行政主导，也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推进新型城镇化，政府应恪守权力边界，摒弃功利的实用主义做法。当前，既不能单纯把城镇化作为应对经济下行的灵丹妙药，更不能把农民工视作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接盘侠”，强迫农民进城上楼，而应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农民择善而从的自主权，提供足够的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保证农民工“进得来”“融得进”“住得下”“过得好”。可以在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领域实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形成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新型城镇化机制，促进城乡之间土地、资金、劳动力要素流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企业自生力
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有特殊之处，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性失衡，生产过剩和短缺并存，有效供给不足。这种结构性失衡源于三点：一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路径依赖”，许多出口型企业是典型的“订单生产”模式，如果国外需求萎缩，生产过剩危机立显。二是政府隐性担保，包括财税补贴、融资便利和稳定市场份额等。这类型企业缺乏市场“硬约束”，容易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三是需求结构性变化，居民需求从数量转向品质。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关键点放在提高企业自生力上。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是”供给改革“成功的一个范例，其特点有两个：一是改革的落脚点为企业，致力于提高企业生存力;二是改革措施，包括为企业减负、推动资产重组和放松生产管制等。改革的逻辑是，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发展就意味着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增长，进一步带动需求增长。因此，抓住企业，就抓住经济增长的命脉。实践证明，这次改革成效突出。
增强企业自生力，要做好加法和减法。减法是消除企业生产的各种束缚和负担，加法是为企业生产创造各种便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减负。这是增强企业自生力的前提。重在减掉其政策性负担，主要集中在税费、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社会责任等方面。首先，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据估计，“营改增”能实现减税5000亿元，但对于全国4000万中小企业而言，平均减税约为1万元，明显力度不够。因此，需要在“营改增”的基础上，推行出口退税等一揽子减税政策。同时，要将普适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相结合，对需要重点扶持的战略性新兴行业采取特殊的税收减免政策。其次，降低企业生产性负担，特别是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强制性、过高的社会保险缴费率是企业用人成本上升快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两年，土地成本也成为沿海地区企业迅速上升的负担。改革开放初期处于招商目的而签署的土地租赁合同纷纷到期，土地所有者纷纷提高土地租赁价格，快速上升的住宅价格更是推高了工业用地价格。再次，减轻企业社会负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是一个长期性改革任务。一些国有企业承担了解决社会就业、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协助政府融资等不属于企业正常生产营运范围内的职责。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开始推广到非国有企业。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后，必然要求政府在税收、土地等方面给予补贴。长此以往，这种合作模式必然异化企业自身定位，导致企业发展对政府补贴形成依赖性，进而弱化其自生力。
其二，鼓励创新。政府着重在三方面努力：首先，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合理设计有利于企业研发的税制结构，支持企业研发相关设备进项抵扣，支持企业灵活处理研发固定资产折旧。提高政府对产业研发投入力度，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创新补贴，充分利用国际贸易规则通过研究补贴的形式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大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力度。其次，鼓励企业创新型人才建设。尊重企业家个人财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保护知识创新参与分配的权利，畅通科技人才进入企业的渠道。降低企业用人成本，为企业引进人才提供方便。再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其三，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市场退出机制是企业自生力的外在压力。要严格执行《企业破产法》，鼓励企业之间进行资产重组。当前而言，资产重组的重要内容是淘汰“僵尸企业”。“僵尸企业”资不抵债，自生能力差，但由于银行等借贷者和政府的支持而避免倒闭。这类企业占有大量的实物资源、金融资源和市场空间，但资源利用效率极低。淘汰“僵尸企业”，推动资产重组，需要坚持市场主导。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成本由谁来买单?这就需要配套推进相关改革，特别是财政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划分。在经济下行阶段，地方政府税源缩减，可支配财力在同等事权下捉襟见肘。例如，为企业减负，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势必进一步弱化地方政府财力。解决思路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央将部分地方统筹的事权承接过来;二是赋予地方更多的财力。第二种思路需要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如果短期内不能进行重大财政体制改革，那么至少要在税收分成方面有所行动，提高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同时，要重建改革激励机制，为积极改革者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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