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企业:涨薪仍难解决“用工荒”

时间:2020-12-20 14:53:52 职场动态 我要投稿

沿海企业:涨薪仍难解决“用工荒”

       “招工情况一年比一年紧张,去年还好一点,今年工人确实很难招。”福建泉州一家中小型制衣厂老板骆名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今年过完年开始,招工难就一直是工厂恢复生产的一大难题。

  “春节后上班只招到了20多个人,现在一个月时间过去了,总人数也只有50多人。”骆名伟告诉记者,自己工厂的招工情况还算好的,能够开工生产,当地有一些大厂到现在都因为缺人而没有开工。

  沿海企业普遍涨薪

  本报记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曾两度采访骆名伟。

  今年2月底,当“用工荒”现象在沿海区域刚刚出现时,骆名伟急需开工生产的工厂只招到了20多个人,但在那个时候,他还并不是真的很担心。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短暂的季节性因素,元宵节过后,将会有大量的农民工外出打工。届时,招工难的问题就会解决。

  但在本周一(22日),记者再次采访骆名伟时,他的态度就显得比较着急。“我的工厂有四五个人就可以启动一条流水线,但这仅仅只是启动,如果要完成订单,最少需要80多个人。现在,还差20—30人。”骆名伟说,他现在为了尽快招到工人,采取朋友拉朋友、亲戚拉亲戚的方式。让厂里的每一个管理者都拉人来,全厂有七八位管理者,每个人拉几个,用工缺口应该就能填起来。

  而且,为了能吸引工人来应聘,骆名伟今年上调了全部工人工资。“涨幅约为4%-5%,幅度虽然不是很大,但会慢慢再涨起来,一下子涨太多企业也承受不了。”骆名伟表示,在泉州当地,很多企业都在涨工资。“工人难招,不涨不行,涨工资也是今年的一个普遍现象。”

  就在骆名伟为自己的企业想办法招人时,福建晋江市就业服务中心的刘主任正带队前往云南省进行招聘。上周五(19日),刘主任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自己已经到达云南,通过与当地政府合作,组织召开了一些招聘会,目前招工情况还算顺利。但他同时对记者表示,今年招工难将是一个大问题,除了政府组织的各种招聘会外,一些企业也自己组团去外地招聘。

  刘主任告诉记者,为了应对招工难的问题,晋江市除了多方加强与劳动力输出大省的沟通合作、外出招工之外,还以很快的速度调整了农民工的薪资水平。“目前8小时工作制内基本工资提高了100多元。”

  虽然,为了应对“用工荒”,沿海企业普遍提高了工资水平,但目前工人依然难招。

  “工资低只是一方面原因,关键因素是工人的供应数量比过去少了。”骆名伟告诉记者,以前每到元宵之后,每天来工厂应聘的农民工比比皆是。但现在别说是工厂门口了,就是在人才市场,也是招聘企业数量多于来应聘的农民工。一些企业为了抢人,甚至把招聘摊设在了火车站、长途客车站的门口。“效果虽然好于在人才市场的招聘情况,但从根本上并不能解决‘用工荒’的`问题。”骆名伟说,“用工荒”可能将是一个常态化现象。

  人口结构变化造成供应断档

  在“用工荒”现象发生后,很多业内人士以及媒体都在求解其背后真正的原因。

  劳动力输出大市、四川达州市就业局副局长吴洪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与当地外出务工人员座谈交流后发现,引起“用工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企业待遇偏低,城市生活成本提高,降低了对农民工就业的吸引力;二是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由于许多农民工缺乏职业技能,使得企业难以招到所需要的技术工人;三是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推行,农民工创业环境逐步优化,部分在外打工积累了经验和资本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四是农民工由于年龄偏大、家里生活成本低以及本地经济发展企业待遇逐步提高等因素,选择留在本地就业。

  上述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与目前的“用工荒”现象有直接关系。但事实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劳动力供应断档以及社会制度的设计不合理,有可能成为未来“用工荒”常态化的主要原因。

  以珠三角为例,据了解今年珠三角可能面临约200万用工缺口,其中一半以上是16岁至40岁的中青年普工。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劳动力市场上,40岁以下的劳动力供给越来越少,供给不足。与此同时,有专家表示,由于我国生育水平的下降,导致我国近几年新增劳动人口数量明显减少,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较大需求。

  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供应断档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用工企业的印证。这一现象在沿海地区尤其明显。广东一家玩具企业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今年企业在招聘时发现,30岁左右成熟的技工比较少,来应聘的人数与企业的需求量之间差距很大。而在人才市场找工作的,大部分都是没有技术、年龄在 2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一方面不愿意去工厂工作,一方面因为缺乏技术也不适应工厂的需求。”该负责人表示,今年的“用工荒”有着非常明显的结构性供应问题。

  结构性供应短缺不仅是因为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供应短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制度设计不合理所产生的制约因素。

  四川省达州市一家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在该企业打工的员工中,80%都是从沿海打工回来,年龄在30岁以上、40岁以下,这部分群体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小孩的教育问题。“这部分曾经在大城市打工的人群,经历过比较残酷的社会竞争,因此对孩子的教育有更高的期望,但户口制度的限制使得他们只能回家乡发展。”该负责人这样向记者表示。

  严文均是达州达县人,在今年2月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从沿海回家乡发展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小孩要上学。“虽然我们在当地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定居,但因为户口限制,孩子上学需要交纳高额赞助费,而且将来高考还需回到原籍,整个过程花费巨大并且非常麻烦。”严文均说,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涉及社会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对外出务工人员的限制太多,而且很不公平。

  由此来看,“用工荒”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社会制度需要改革的紧迫性。

  “在医保等各种保障下,加上扶持三农政策,农村更有发展机会。”清华大学就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表示,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年下降,“用工荒”问题只会继续恶化。“在城镇化的推进下,过去是农民去城市打工,但日后农村也会变城市,他们自然更不想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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