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将发生巨大转变。
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12月2日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以下简称《报告》)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26年前后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及比例双双下降，老年人口及比例双双上升。
一升一降背后，是有可能出现的全局性劳动力短缺局面。为此社科院建议，必须从供需两方面入手化解劳动力供需矛盾。从需求方面看，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此外，从供给方面则必须积极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要开发大量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并提出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分两步走，到2018年开始实施。
社科院：2026年中国人口出现拐点建议2018年实施延迟退休
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
继劳动年龄人口出现拐点，中国总人口规模也将迎来转折点。
《报告》预测，中国人口在2026年前后达到峰值水平，大约为14.13亿人，随后总人口规模将不断下降，2030年为14.09亿人，2040年降为13.73亿人，2050年下降为13.00亿人。
也就是说，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总人口规模持续增长态势将终结。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整个预测期内的年龄结构变化，尤其是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
《报告》预测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25亿，2023年开始降至9亿以下，到2050年约为6.51亿;受之影响，其占总人口比例亦明显降低，从今年的近七成，降至2050年的五成。
据此可以看出，从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拐点起，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步伐明显在加快。这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该课题撰写者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等认为，虽然受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影响将导致劳动力下降，但劳动力需求依然会在“十三五”时期保持强劲势头。张车伟等预计，考虑经济放缓等因素，届时城镇就业人员每年也可增加700万-800万人
“综合劳动供求变化趋势，‘十三五’期间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将成为常态。”张车伟等认为，受劳动力短缺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尤其是农民工工资的上涨。而这将损害中国的比较优势，并对出口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此外，《报告》亦提醒，这种全局性劳动力短缺不仅仅表现在城镇，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也会在“十三五”期间逐渐显现，因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基本上已经转移殆尽，但适应农业现代化的新型农民则呈现结构性短缺。
建议女性55岁退休
不管是人口总量的下降，还是人口结构的失衡，未来中国要面对的是，劳动力市场短缺局面仍将在“十三五”时期持续。
为此，《报告》提出了包括全面放开二孩、延迟退休等在内的五项政策，以此来扩大劳动力总供给规模。
不过，全面放开二孩生育这项措施可能难以扭转这种趋势。课题组认为，中国人口增长保持低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转变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状态，但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并不会引起大幅度的全面反弹。2014年我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50，但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生育水平降低到1.5及以下后，即便是鼓励生育，效果也十分有限，不会出现大幅度反弹，因为“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根本改变”。
按此，放开生育政策增加新出生人口的方式见效不大，而延长老年人滞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方式，则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因为“中国目前存在大量低龄退休人员，开发其潜力是今后的主要方向”。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表态，延迟退休方案今年制定，明年上报中央，后年正式推出;但施行至少是5年以后。相比之下，社科院《报告》提出的延迟退休实施时间表更为急切。
具体建议为：首先要实现养老金制度并轨。然后将退休年龄归为两类：职工养老保险领取年龄和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年龄。
在职工延迟退休方案设计上，分两步走。第一步：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时，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第二步：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最后是实施居民延迟退休，将其退休年龄从2033年开始每3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完成。
同时，在退休年龄改革中引入弹性机制，可考虑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规定人们可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但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
张车伟等人的测算表明，延迟退休年龄可有效改善城镇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增加城镇适龄(退休年龄以下)劳动年龄人口，延缓其比重下降。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近日在回应延迟退休政策时则表示，目前人社部正在抓紧制定这个方案，将适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不过，即将要退休的老教师李蕾(化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依然对延迟退休持排斥态度，在她看来，不管是出于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因素，抑或是养老金收支缺口的问题，她们这一代的缴费者都不应该为改革前未缴费的国企员工买单。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助理研究员程杰在《报告》中亦提出，应当要积极正面应对历史债务或转轨成本，因为“无论如何改变制度模式，体制转轨遗留的历史债务迟早也是要还的，过渡期拖得越长越不利于养老保险体系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