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被“工人房”骗卖
南下广州碰运气，几个月后仍未找到工作，看了街头的招工广告以为找到救星，结果被人骗卖到惠州工地，在白白干了3个月活后，他又被工头卖回给当初骗卖他的“工人房”当马仔，去骗更多像他当初一样想找一份工作的人。颇为可观的提成并未使他沉湎下去，曾经的屈辱仇恨和未泯的良知促使了他去媒体揭发。
在这个化名文斌的报料人的指点协助下，本报记者以求职者的身份被卖到工地，出逃后又进入这些买卖劳工的帮派，经过1个多月的暗访取证，一张在广州专门靠骗取和收购外来务工者为业的买卖劳工网络浮出水面。
这种以介绍工作为由，把人骗到工地做劳工，从中非法收取佣金的帮派组织，被称做“工人房”。仅在广州海珠区洛溪桥脚附近就有4家。据记者调查得知，天河客运站、东圃、五仙桥、新市等地也存在这样的组织。到今年秋天，深圳、佛山、番禺等地纷纷插上“工人房”的标杆。每天至少有200个来广州打工者被骗卖到工地。有些“工人房”还在从事拐骗妇女卖淫活动。
a 从被卖到卖人——文斌的噩梦
文斌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如果通了，就去报社揭发；没有通，那就算了。结果，电话通了。到这时，他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我被人卖到工地，白白干了三个月后，又被卖了回来。”文斌说。
这被当做“狗一样卖来卖去”的经历，让他觉得是“活了大半辈子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来广州前，35岁的文斌在老家沈阳过得顺风顺水。当过兵，开了十多年大货车，后来投资小煤窑积攒了一笔不菲的钱财。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家里有两栋房产，妻子在银行工作，儿子今年8岁，虎头虎脑”，算个事业有成的人物。
但在去年7月的一次境外豪赌中，文斌说，他输掉了200多万元。紧接着，小煤窑出事，所有家产都赔了进去。自觉无颜在家立足的文斌，决定到广州碰运气。临行前，他对妻子说，“赚不到钱绝不回来”。
4月8日，来广州3个月仍没找到工作的文斌，被人以240元的价格卖到惠州工地。在工地上白白干了3个月活后，他又被工头卖回给人贩子当马仔。
文斌决定出逃，但他又觉得不甘心，“我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这么窝囊过。”文斌说，以他个人的力量，只能是自己逃命，但这远远不能平息心头之恨，他想亲手毁掉这个团伙。
在作出报复性的决定后，8月11日，文斌来到本报。
“他们卖了我两次”
“卖一次，已经够缺德了，谁知道他们却卖了我两次。”8月11日，在与本报记者交谈的短短半小时内，这句话，文斌重复了两次。
和所有来广州打工的人一样，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文斌时常有种不知去向的迷茫。35岁了，初中毕业。这在成千上万的进城农民工中，是个极普通的个体。尽管文斌兜里还揣着大货车的驾驶证，但几乎每家公司都要交好几千块的押金，“我有几千块钱，还来广州打工干什么？”文斌说。
他本以为广州遍地是金，伸手捞钱的地方，总有个立足之地。但像他这身份，没有文凭，进不了人才招聘会；岁数大，进不了普通工厂。很快就被人流湮没了。两个月过去后，文斌兜里的钱所剩无几，饿过3天，又在街头睡了几宿后，什么面子都拉了下来，他想着“先随便找个活干，以后再想办法”。
4月8日下午，文斌在番禺市桥看到了一张“工地直招”的广告，这无疑让他觉得是在汪洋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打电话过去后，一个姓黄的50多岁的人出现了，“兄弟，找工作不？”
“什么活？”
“什么活都有，40块钱一天，包吃住。”姓黄的男子说。之后，他被带到了海珠区洛溪桥脚二手车城好帮手汽修店三楼。
这是文斌第一次见到“工人房”老板徐辉，这个身高不到1.7米，瓜子脸，头发油光发亮的男子，给文斌留下了“精明干练”的印象。他没有想到，三个月后，他却成了徐辉的马仔。
房子里面已经挤满了50多个人像文斌一样的人，他在那张只有乙方的合同上签字后，老板徐辉领着5个工地工头进来了。
像挑选货物一般，50个人排成5排，任工头轮番挑拣。4个工头过去了，没有人选中文斌。屋子里也只剩下8个人，最后，他被工头曹文军以240元的价格要走了。
曹文军的工地在惠州，是一个有着2000多工人的大型建筑工地。文斌负责搅拌水泥，每天40元工资，头一个月发10％的工资，不扣伙食费，干满三个月后结清所有账目。工头许诺，“干满10天可以借支50元。”
“每天劳动量没少过9小时，6月初的那段时间，几乎是24小时呆在工地，饭也是由专人送去。”一个月后，工人们发现了异样，工头事先许诺的借支和10％的工资并没有兑现。
这个时候，工头开始变脸，凡是去找他要工资的都被威胁回来，去留反倒让劳工有所顾虑了。一天晚上，与文斌一同被骗到工地上的4个江西人，全部逃走了。之后，又有一个山东人逃走。只剩下文斌和一个广西的同伴。
躺在木板拼起来的床上，文斌翻来覆去想着一个问题，“我想拿回我的工资，他们说好了一天40块，三个月后结账，但前后只给了我550块生活费。”
直到有一天，他目睹了一个在工地上干了2个月的山东人，去找工头结账时，却被工头和打手当着众多劳工的面群殴，最后跪地求饶。
棍棒、打骂、哀求，血肉横飞的场景令他感到惊恐。7月8日，他决意出逃，但在此之前，他决定以死相拼，要回自己的血汗钱。
当工头曹文军看到怒火中烧的文斌时，犹豫了好一阵子，说道，“我在徐辉那里投资了1万多元，你过去他那里，再重新找个工作，算是抵了这工资。”
于是，文斌被送回到徐辉的“工人房”。刚开始他以为，徐辉会给他重新介绍工作。两天后，徐辉质问他怎么还不出去“捡料”。“料”是“工人房”取给劳工的名字。
“不做事的话，就滚出去。”徐辉骂道。
文斌这才晓得，他是被卖给徐辉做马仔了。
“这一回把我卖了多少钱？”有一天，文斌问徐辉，徐辉笑了笑，没有回答。
永远不用担心没“料”
“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人骗到‘工人房’，之后怎么交易则是老板的事。”文斌出道前，他的“师傅”老詹告诉他。
捡一个“料”，吃住在“工人房”的文斌可以拿到60元的提成(一般的“行情”是100元，但不包吃住)，按照他的口才，这本是个“赚钱”的买卖。但仇恨就像一根细微的钢针，别在他的心脏，每当想到自己曾经像一条狗一样被卖来卖去时，伤痛便开始蔓延。
直到有一天，一个36岁的残疾人的出现，他再次被钢针的锋芒刺伤。
那天下午，文斌呆在徐辉的“工人房”休息，一个叫小武的马仔从车站捡回来一个“料”，是个患小儿麻痹左腿残疾的四川人。
“你身上还有钱吗？”进来后，小武盯着这个穿格子花纹衣裤的残疾人问，“跟你商量件事，我现在手头紧，能不能先帮我垫50元钱，到时一定还你。”
残疾人颤抖地从包里拿出一个水杯，拧开杯子底座，拿出藏在里面的200元，取了100给小武，然后又颤巍巍地放回去。这是一个月来，他在街边捡塑料瓶子凑齐的。他相信，有了这份工作后，他就不用拖着腿到街边捡垃圾了。
但即便是白送，也没有一个工地肯买一个残疾人，而他仅剩的100元也在后来被小武用同样的手段骗走了。
几天后，发觉上当受骗的残疾人找上门，徐辉给小武打电话说，“这几天你别过来，那个人在找你，我会帮你处理掉。”
结果，残疾人被徐辉以找到了一份工作为由，拉上汽车后，便不知去向。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这事对文斌触动很大，促使了他去媒体揭发。“我觉得再也不能做下去了，这些人丧尽天良，每天不知还有多少人被害。”几天后，他见到本报记者说。
b 标价240元的商品——记者被卖到了工地
8月12日晚上，按照事先约定，记者被文斌领到“工人房”。但并没有直接送到徐辉那里，而是到了一个外号叫“王大骗子”的人那里。后来才知道，这几天洛溪桥脚发生一场血战，外来势力的介入，改变了这个地区“工人房”的格局。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文斌警告说。在为记者准备的破布包里，除了一些汗臭味的衣服，包底的夹层里还放着一把劣质的瑞士军刀。这冰冷的刀子隔着一层帆布，硬邦邦地顶在腰间。
“不到万一的时候，最好不要碰它。”他说。
事实上，直到第二天，当记者被卖到工地上时，文斌又开始担心起来，后悔不该把刀子塞包里。
王大骗子的“工人房”
王大骗子的“工人房”位于海珠区西窖村一巷8栋b座201，穿过一条狭长的巷子即到。
晚上10点33分。此刻，在这个有着140多平方米，装修简易的三室一厅里，坐立了10多个赤裸着上身的男子。门窗紧闭，墙上并排挂着4顶安全帽，风扇嘎吱嘎吱在客厅叫唤，从炽热的肉体里蒸发出来的汗臊味，弥漫了整个屋子。
望着这些赤裸着上身，一脸茫然的劳工时，记者突然感悟，此刻自己也是一件标价240元的商品。
一段胡编乱造后，看守“工人房”的马仔指令记者睡在左边一间空旷的房间。地上已经有5个上身赤裸的男人，枕着各自的上衣，横竖躺着，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屋子边上堆满了行李，透过裂口缝隙，可以看到里面杂乱堆积的衣服。
晚上12点左右。“工人房”老板王大骗子带着2个马仔进来。
“够10个吗？”身高1.7米以上，穿一身运动衣的王大骗子进来后，目光落在客厅里看电视的5个人身上。
“11个了，刚才文斌又领来一个。”看管“工人房”的马仔回答。
“那就好，晚上中山那边要人，我还担心凑不满呢。”
王大骗子起身，踱到客厅里，他皱了皱眉头，朝地上啐了口口水。
人的问题解决了。现在，这个以贩卖劳工为业的骄奢之徒似乎又在思量，该如何尽快把这批到手的“料”卖掉，以免赔上一顿早餐之后，还要和新送进来的人挤占空间。
两名马仔被召进办公室商量，大概半小时后，王大骗子带着笑容走到客厅，击掌叫醒所有的人集合，“今天晚上就送你们到工地上去。现在给你们十分钟把行李收拾好。”
在他说话的间隙，墙上的挂钟“咔嚓咔嚓”走动:凌晨1点31分。
这个猝不及防的决定，使得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如果晚上就被送往工地，那意味着记者将会跟文斌以及报社失去所有联系。
但运气很好，在王大骗子跟工头通完电话后，改成了明天早上出发。
到次日上午，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巷子里，王大骗子成功地将人卖出去，没有一个被退回，“都是好货色，没有一个北方蛮子，挺听话的。”他对前来点货验收的重庆籍工头说道。
“挺听话”的含义是“这些劳工不会逃跑”。按照路程的远近，一个劳工价钱从200元－250元不等。番禺、花都、从化、增城工地的价格为200元；东莞、新塘等地为220元；中山、佛山、惠州价格在240元左右；深圳最贵，通常每个劳工的价格为250元。
这样，王大骗子一下就有了2400元的进账。而“捡”来记者的文斌得到了60元的提成。
工地上的生活
8月13日上午11点，日晒当头。王大骗子的车开到中山市坦洲镇一个名叫锦绣年华的建筑工地。
路上没有开空调，下车后，挤在车厢里的10个劳工全身被汗浸透。
这时候，先前说好的40元一天的工资，却改成30元。这引起了劳工们的骚动。三个广西人带头闹了起来，但很快被工头的愤怒给瓦解了，“我们这么一个大工地，好几千人，还会骗你几个钱吗？你们不干，有的是人。”
之后，这批劳工被分成两组，安排在工地上分别干扎钢筋和推沙石车的活。当时是下午2点，太阳照着工地一片花白。
一直到被卖到工地上，在烈日下整整推了一下午的沙石车，睡在记者邻床的老头仍然相信，这次找到了一份安稳的差事。
“一天30元，包食宿，干完3个月后结账。”虽然结账的日期长了点，但至少老板承诺了干满十天后，可以借支零用钱。
因此，在上车前，他还帮着王大骗子劝说三个不愿意干活的广西人。“人家给钱就行，说这么多干吗？我什么都能干，别看我今年63了，干什么活都行。”
老头积极地伸出一双老茧扎堆的手，这手粗糙得像老树的枝桠，又像缝满补丁的旧手套。
他从心底惧怕没有被工头相中。去年年初，老头在珠海一条道路工地上挖树坑，临到结账时，工头卷着钱跑了，从此他都是在街头餐风宿露。一个63岁的湖南永洲江永县务工者，一个去年才抱上孙子的老人，在珠三角流落一年后，想想那些挨冻受饿的日子，总让他心头一紧，然后身子开始颤抖。
“干完三个月正好过年，结了账我就可以回家看孙子了。”老头憨笑着憧憬未来。
但干满三个月后，工头们许诺的工资能兑现吗？在记者逃出工地的那天，其他9个劳工依旧在烈日下干活。
接下来发生的，几乎是文斌讲述的一个翻版。整整干了三个月，前后只给了550块生活费。并且，老板事先说什么给你买工伤保险之类，其实是怕你逃跑，把你的身份证作抵押。
“这种工地，没有任何保障，既然花钱从“工人房”把你买来，当然要把你榨干。发现的早的偷偷跑了，硬熬三个月的，最后也是白白辛苦一场。”
而另一种结果是，工程完工后，劳工又被整体转卖。一个马仔透露，“工人房”老板黄晓平曾经将他自己工地上的70多个劳工全部转手卖给他人，仅这笔交易，黄晓平至少获利15000元。
活在谎言之中
“有时候，我明知道他是在骗我，我仍然听着，还跟他拉扯点什么，因为我也是在骗他。”文斌说。
“在洛溪桥脚，在“工人房”，这是个充斥着谎言的地方，我们全是鬼，没一句人话，别说老乡骗老乡，就连自己的亲戚都骗。”在文斌刚做这一行时，一个马仔把他的手机和200块钱偷走了。
每天都在演戏，文斌甚至怀疑真实的存在，怀疑自己是否真实地活着。他经常会产生巨大的幻觉，之后便是漩涡，彻夜失眠。
他像一条狼那样警觉。睡觉前要找几个玻璃瓶放在门跟前，有人推门就会发出声响。他不敢睡在房子里，每天在阳台上躺着，闭上眼睛前，先得四处查看，想着万一发生意外，他应该从哪个地方跳下去。
9月，背包党事件让洛溪桥脚平静了些时日。
但这平静的背后，鼓动着更大的不安。至少，对于洛溪桥脚“工人房”这帮马仔来说，他们不敢到火车站附近明目张胆去捡“料”。“这几天风声紧，还是休息的好。”文斌说。
一个星期前，他在“工人房”遭遇了一次恐慌，刚上楼5分钟不到，警察破门而入，把屋子里的牌子全砸了，5、6个刚刚骗进来的劳工也被赶走了。
“快走，快走，他们都是骗子，你们还帮着数钱呢。”警察骂道。一个马仔告诉他，老板昨天洗了一个湖北人价值1700多元的诺基亚手机和900元现金，湖北人报警了。
没找到当事人，警察问，“你们谁身上有100块钱，给人家坐车回去。”
文斌从身上掏出100元钱给警察。
“感觉我们丧失了良心和人性。”文斌说，陆续从报上看到背包党的报道，让他越发恐慌。
“我决定离开广州。”9月中旬，在协助记者完成采访后，他说。
几天前，他打电话回家，妻子在电话里哭了，文斌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思绪如麻，又不知从何理起。他没有让妻子叫醒刚刚睡下的儿子，他怕自己也会忍不住哭出声来。文斌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人都可以当商品买卖，还有什么比这更肮脏的事？”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那些骗子受到法律制裁。
“跟你们合作，是我心甘情愿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文斌问，“因为只有跟你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还是个人。”
当天晚上，文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上车前，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望了这座城市最后一眼，发誓有生之年再也不踏进广州一步。
列车驶向一段更深邃的夜色，文斌的噩梦醒了，其他的人呢？
c 洛溪桥脚
橘黄的路灯下，洛溪桥平静得像一只趴在珠江上耐心等待猎物出现的巨型蜘蛛。
同样在等待猎物的是那些马仔——“工人房”的马仔——他们游荡在桥底，等待着散落在桥底或者海珠客运站那些无家可归人出现。
在这个不到3公里范围的桥底，有4家以买卖劳工为业的“工人房”在日夜运转。他们是:洛溪桥二手车城好帮手汽修店三楼的徐辉、二手汽车城对面的老东北、西滘村一巷8栋b座201的王大骗子以及在园艺场广州洛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302房安家的周扒皮。
据知情者透露，几乎每家“工人房”都有两年的历史。在这里，每天都有上百个劳工被卖到工地。
帮派之争
8月上旬，洛溪桥脚的“工人房”发生了一场地盘之争。最终结果是，来自五仙桥的“工人房”老板黄晓平堂而皇之地住进了许辉的地盘，作为失败者，徐辉从此消失。
关于黄晓平，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全广州“工人房”老板中资产最多的。这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广州开中介的江西人，独霸五仙桥地盘两年之久，据传资产已在500万以上。
“老板养了30多个马仔，除去所有开销，一个月净赚15万，光手下的马仔每个月最高可以拿到2万元。”一天晚上，他手下的一个马仔夸耀说。
进入秋天后，黄晓平把触角伸向海珠区洛溪桥脚。
势力最大的徐辉成了黄晓平的假想敌。仅在一个回合后，胜负见分晓。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怎么过招。
8月26日下午，徐辉突然召集核心马仔开会，“散了吧，各走各的。”他没说明原因，马仔们却看到他左手绑着绷带，小手臂打上了一层厚厚的石膏。
之后，徐辉从洛溪桥脚消失了。第二天，黄晓平正式进入洛溪桥脚，他的“工人房”就设在徐辉先前的老巢，由五仙桥的一个心腹马仔看管。
黄晓平的进入，带来了一场劳工提成的价格战。财大气粗的黄老板前脚进洛溪桥脚，后脚就把给马仔的提成从先前的100元提高到120元。这一手段直接导致了洛溪桥脚的两个最大的马仔杨凡和李兵的投诚。
其他3个“工人房”也不得不在几天内同时提高价格，每骗到一个劳工意味着多赚到20元，对于马仔来说，干起活来更有奔头。在9月14日当天，黄晓平一天内卖出劳工103人。
“工人房”老板
如果不是掩盖着肮脏交易，在这个繁华的都市，站在三室一厅偌大的“工人房”里，该有一种踏实的成就感。
事实上，“工人房”在广州已经蔓延开来。记者调查得知，仅仅在两年时间内，光海珠区洛溪桥脚就有4家、东圃5家、黄晓平独霸五仙桥、中山八路1家、天河客运站老贺和阿飞2家。据传徐辉被黄晓平驱逐出来后跑到新市跟一个叫老谢的河南人开“工人房”，从此转为幕后操纵。
每天从这些工人房里被买卖出去的民工在200个以上，而高峰期每天多达上千人。
工人房的起源没人知道，但在这些工人房老板身上有种很明显的特征——几乎全是开中介出身。
“黄晓平、王大骗子、周扒皮、徐辉……都是(上世纪)90年代在广州开职业介绍所的老板，其中徐辉之前是王大骗子的马仔，后来悟出了门道，自己干起来。”
“开工人房不是那么容易，”一个为工人房开车的司机说，“每个工人房老板手上至少有20多个工地工头的电话号码。徐辉开中介时认识了最大的包工头柳某，因此，几乎独揽了东莞的生意。”
对于这些老板而言，这个朝阳“产业”正方兴未艾。
以进入秋季的行情为例，仅王大骗子的工人房每天转卖20人以上，整个广州一天中至少有200个外来务工者被卖到工地。如果处在旺季，每天被贩卖的劳工数以千计。
这些劳工按工地的远近以不同的价格卖出去，通常是在200元－250元之间。除去支付马仔的费用，老板从每个劳工身上净赚100元以上。
“赚钱速度是你无法想象的，”文斌说，“广州每个开工人房的老板资产至少在50万以上。”但另一种说法是，最大的工人房老板，要数五仙桥的黄晓平，据传资产已在500万以上。
9月11日，是黄晓平手下得力干将周某的儿子满周岁，晚上，周某在南方医院对面的韶山冲酒家二楼大摆10多桌宴席，几乎全广州开工人房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捧场。
“除了熊掌，其余的像什么鱼翅、燕窝、鲍鱼等等应有尽有。”文斌说，男男女女一共来了80多人，老板黄晓平出手阔绰，给了一个1万元的红包。
“利欲熏心，这是工人房，一个充满诱惑的暴利行业。不受外部打击的干扰，无论谁的退出，都不会影响情绪，永远都有新的人填补进去。”
工人房的运作
工人房的货源来自三个渠道:一是依靠马仔捡“料”。通常一个工人房的马仔在20个以上。对马仔的要求是，必须得有很好的口才，甚至演技，这样才能使你的骗术看起来很逼真。文斌透露，仅在洛溪桥脚，以捡“料”为生的马仔就有100多人，广州所有工人房的马仔多达上千人。
渠道之二是粘贴户外小广告。每个马仔都有2、3个广告员。广告员是不用付工钱的，包吃住。如果捡到了“料”，则给25元赏钱。
只要花上8分钱的成本，这些广告员便会趁夜色把“牛皮癣”贴满整个广州城，甚至到了从化和太河地区。
一个广告员一晚上能贴好200多张，1000多张广告两个晚上就可以贴完。“在广州，任何一条街巷里的招工广告都是骗人的，因为那些都是工人房发布的，有时候，广州的大街小巷已经没有了地方，则贴到别人的广告上，而老板只需在家里接听电话好了。”
如果你一没有足够的耐心，二没有广告员，第三个渠道便是救助管理站。“救助站的好处在于，帮你集中了许多劳工，在那里，你可以跟任何人搭讪，告诉他们有工地活愿意不愿意干？通常这办法很凑效。”
对于广州市救助站水荫路分站，文斌再熟悉不过了。8月初，他正愁于无着落时，一个马仔带他去了救助站。第二天，他从里面带出一个叫汪峰的河北承德男子以及一名21岁的四川重庆青年，“出站也很简单，只需要签一个‘我自愿离站，一切后果与救助站无关’的字样就可以了。”
在记者后来跟工人房的马仔频繁接触中发现，救助站甚至成了一些马仔的捡“料”基地，隔三差四去一次，每次都能领到好几个劳工。
利润丰厚的副业
年轻女子和未成年孩子，是工人房利润丰厚的副业。按照行情，16岁－18岁的女孩卖到夜总会开价在4500元左右，20岁以上的只能半价卖2000元左右，更老的则几百元卖去站街。
8月初，一名山东人领了一个21岁的女孩被徐辉以1700元的价码卖到东莞，他跟山东人说，只卖了1000元，但自己要提成500元。余下给山东人400元，另外100元给参与此事的马仔老金，老金嫌钱少，结果全给了徐辉。
9月6日，记者在暗访时得知，周扒皮的马仔刚从救助站领回两个女孩，大的21岁，四川人，小的只有16岁，广西人。周让文斌联系鹅掌坦的一个叫“山东”的鸡头，16岁的女孩价格在4500元左右，而21岁那个只能卖到2000元。
几天后，当记者再到周扒皮的工人房打探时，那两个女孩子已经消失了。“工人房与鸡头之间有业务往来，被骗女子一般不在工人房过夜。”
和女子一样，未成年的少年另有用途。小湖北用得着他们。
“有没有小弟卖，20岁以下的，一个300元，人到给钱。”一天傍晚，记者在洛溪桥脚碰到了小湖北时，他向文斌买小弟去开工。
开工是抢劫的意思，有硬工和软工之分。“硬工是直接拿刀勒脖子或者抢钱包，软工则用刀片割袋子”。
小湖北20出头，在海珠汽车站以“开工”为生，上个月他手下6个小弟在广州警方“剑兰”行动中全部落网，他只身逃出来。
到第二天，记者在火车东站又看到小湖北的身影，他和一个小个子同伴正围着两个刚下火车的吉林四平少年问“想在外混不”？
两少年大的19岁，刚刚辍学，“想，怎么混？”大一点的少年小心翼翼地问。
小个子按捺不住跳出来说，“抢钱，抢项链。”
少年面面相觑，抽身走了。
“都怪你，这么沉不住气，把人吓跑了，本来再磨一会，他们会跟我们走的。”小湖北责怪说。而像小湖北这样的抢劫团伙，在广州还有很多，随着公安部门的'打击，人员也日益紧张，一个以广州市救助站水荫路分站附近为据点的湖南抢劫团伙成员阿军说，他们“经常来工人房买小弟”。
逃出工地后
工人房老板最不愿意听到工人逃跑的消息。自货发出三天内，从工地上逃出一个劳工，意味着他不但要退还所有费用，还得把人补上。最麻烦的是，那些壮实的劳工逃出工地后会找到工人房算账。
“解决麻烦的最好方法是拳头。”文斌说，这个时候，马仔从捡料人角色转换到打手身份。
8月初，他曾帮徐辉修理过一个逃出工地的浙江人，把人打到躺在草地上不能动弹，临走前，还扒光了衣服，到第二天，这个人又被另外一个马仔卖到了工地。
但对于这些流落街头的打工者来说，即便逃出工地后，也是继续流浪，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逃不过宿命的悲哀。
入秋后的一天清晨，文斌一眼瞄到那个蹲在洛溪桥底的男人时，立刻嗅到了猎物的气味。
“有料了。”他对同伴说。
当他跨过绿化带时，那个被称为“料”的男人“噌”的一声站起来。
“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男人说，“给我一碗饭，我跟你们走。”
这是一个头发遮盖到肩膀，一身破烂衣服，面容如同洛溪桥桥墩一般肮脏的男人，他站起来的时候高过文斌一个头。
“我知道，”男人面无表情的说，他的身边搁着一个破布袋，“两个月前，我被你们卖到工地，一分钱都没拿到，现在逃出来了。”
“给我一碗饭，我跟你们走，”男人抬起头——一张困乏的脸——反复念叨着。
源源不断的“料”
“在广州，你永远不用担心没有‘料’。”文斌说。
如果把一年分为三个时间段，则买卖劳工的旺季落在每年的正月年初、六月麦收和九月双抢三个点上。“一岁三轮换，形如四季更替，赚钱是循环而持续的。”
这三个旺季点正好对应了农民工进入广州的三个高峰期，“正月过完年，正是出门打工的高峰；六月，中原腹地的麦子收割后，进入农闲时间，劳力一般会出来赚点钱，这跟南北方九月秋收一致。”
每年上千万的外来务工者，拉动了广州这辆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马车。2004年的数据是，中国流动人口已超过1.2亿，其中流入广东的达4000万人，占总数的1/3强，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城镇。
日趋饱和的就业市场和日渐恶化的务工环境，以及毫无保障的工作制度和盲目进城的惯性，为买卖劳工培植了沃土。当你走过广州火车站，看到成千上万蹲挤在广场上黑压压的人流时，当你在城市的任何角落都可以目睹背着硕大背包面色枯槁四顾彷徨的农民时，当草地和桥底随处可见蜷曲或衣不蔽体瑟瑟发抖的人时。你会发现，这些进城者身上标有很明显的中国式农民特征:低学历，无技能，年纪大。
下火车后，关于淘金、打工、赚钱的热血才在冰冷的现实中慢慢冷却，继而绝望。对于一个正在饱受饥饿困苦和贫穷羞辱却毫无出路的人来说，一声“找工作吗”？无疑具有强大的催眠效应。
广州市救助站每个月都有上千名求助者，这也成为工人房马仔捡“料”的场所。
“进站条件很宽松，进去后，只要瞄上了人，上前搭讪，然后把人领出来就可以了。”文斌8月份曾在广州市救助站水荫路分站捡了两个“料”。“任何人都可以出来，只要你在文件上签写‘我自愿离站，与救助站无关’就可以了。”
9月9日，记者在该站的照片库里看到了其中一个马仔的照片。并且，在救助站门口，专门有抢劫团伙的成员盯梢，趁机拉前来接受救助的青少年入伙。
源源不断的人被骗进工人房。对于已经套上灾难枷锁的劳工来讲，噩梦才刚刚开始，在卖到工地前，把劳工身上所有值钱的物品洗劫一空被称之为“杀单”。一般来说，除非有人报警，否则，工人房与派出所、治安员之间维持着彼此认识却又互不相干的关系。这也使得工人房老板有恃无恐。
法律的空白
“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帮助那些流落街头的人找到一份工作。”为黄晓平看守工人房的马仔说。
以招工为由，把劳工骗到工地，从中牟取钱财。工人房是一种买卖人口的组织还是非法中介？这是法律的一个盲区。因此，逃出工地的劳工，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之前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事，”在记者咨询后，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工作人员说，“说它类似于非法黑中介，但又有所区别，他们只是收取了介绍费，而没有骗取求职者的钱财。”但不管哪种行为，都是非法的，都属于应该取缔的范围。“如果工地拖欠工资，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应该受到惩处。”
在现今的法律中，工人房也是模糊的概念。一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律师告诉记者，这种工人房以非法收取佣金为业，属于黑中介范畴，套用贩卖人口过于严重。但如果其中掺杂了拐骗妇女卖淫和将青少年卖入抢劫团伙的犯罪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处了死刑。
(文中除工人房老板外，其他人名均为化名)
劳工买卖黑词典 “工人房”
以招工为由，把劳工骗到工地，从中牟取钱财的帮派组织，被称做“工人房”。仅在广州海珠区洛溪桥脚附近就有4家。据记者调查得知，天河客运站、东圃、五仙桥、新市等地也存在这样的组织。
“捡料”
“料”是“工人房”取给劳工的名字。“捡料”就是由马仔“把人骗到“工人房”，之后怎么交易是老板的事”。捡一个“料”，马仔可以拿到100元－120元的提成。
“开工”
是抢劫的意思，有硬工和软工之分。硬工是指直接拿刀勒脖子或者抢钱包，软工则指用刀片割袋子。
“杀单”
在卖到工地前，把劳工身上所有值钱的物品洗劫一空被称之为“杀单”。
买卖劳工的价格
按照路程的远近，一个劳工价钱从200元－250元不等。番禺、花都、从化、增城工地的价格为200元；东莞、新塘等地为220元；中山、佛山、惠州价格在240元左右；深圳最贵，通常每个劳工的价格为250元。
工人房”货源”三渠道
一是依靠马仔在车站、桥底等处捡”料”；
二是粘贴户外小广告，以招工为名骗人前来；
三是直接到救助管理站捡料。
被骗劳工的结局
一般许诺”一天30－40元，包食宿，干完3个月后结账”，但干满三个月后，往往只能拿到几百元生活费，更有甚者，有时工程完工后，劳工再被整体转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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