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官们是怎样挑选“优秀的种子”
2008年春，我参与了为期一天的耶鲁招生委员会工作，我们–就是三位招生办职员、院方教务办一名成员和作为教员代表的我–审核了从宾夕法尼亚东部地区递上来的申请。到我们手上时，这些申请早已按1-4分的尺度被筛选归类排序，衡量因素根据SAT、GPA、全班分数名次、推荐信，以及对校友捐赠和多样化个案的特殊考虑等一系列数据资料。一号申请已被录取，三号和四号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有可能过，比如，他们可能是国家级运动员，或者属于最高“开发”潜能之类，即意味着申请人身份符合极富有的捐赠人子女的档次地位。我们当天的任务是对二号申请进行裁决，为了保持我们这组人马的能量，房间一侧堆满了大号碗装的垃圾零食。
我们的组长，一个看上去30来岁的小伙子，负责介绍每个申请案例，他那劈头盖脸哗啦啦扔过来的招生陈词术语让我简直招架不住，只得临时抓鸟。 “Goodrig”: 成绩单显示良好的治学严谨作风;“Ed level1”: 父母学历高中以下，指真正贫困户类别; “MUSD”: 出类拔萃的音乐人才;只在课外活动炫耀栏 “brag” 里列了五、六个项目的孩子们已经倒霉啦，因为那远远不够。我们每每听完后提问，再画押一两个字母，继而表决赞成还是反对。
在人才济济众多申请中选拔，我们的目标是寻找带有某种特殊性的孩子，即所谓个人特质“PQs”，这往往能从推荐信或作文中体现出来。只提供成绩单和履历的孩子由于“无火花”、“不合群”、“太平常”等原因通常遭到拒绝;有个小家伙列举了惊人数量的课外活动并递上9封推荐信，却又给人“过份激烈”的感觉。可是，分数和战绩又分明不可缺，我被告知录取标准抑或得“全面优秀”(well-rounded”)，不然就得某方面“突出” (pointy)，但又不能一般性突出，非得真正醒目：杰出的音乐才能体现在申请人的试听录音是否给音乐系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科学天才要看有没获得过全国嘉奖。
那些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所谓作家詹姆斯•艾特勒斯称为“超人”一族，即指今天社会公认的三头六臂业绩非凡的全才大学生形象，这些佼佼者们除了主修双专科，还都能兼顾体育音乐，精通两门外语，到世界边缘角落服务，并恰到好处地玩弄几门兴趣爱好：总之，他们掌握了所有一切，而且带着一种令长辈和同年人都瞠目结舌的宁静自信。
笔者有个在名牌高校任教的朋友，要求她教的班背诵30行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鄱珀的诗句，结果几乎每一位孩子精确无误，让她赞叹不已，说就像是在看纯种马绕跑马场。
乍一看，这些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似乎是童年角逐赛中的常胜冠军，但在我目睹了自己的许多学生之后，并通过与上百名年轻人在校交谈，或过去几年内他们写给我的书信，我认为现实截然不同。是的，咱们的尖端教育体制确实制造出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且具有驱动性的青年，但他们同时也焦虑、腼腆和失落，带着微乎其微的知识好奇和迟缓的宗旨意识：陷在特权的泡沫中，温驯的往同一个方向奔跑，所作所为博得掌声雷动，却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说的尖端教育，不仅指名闻遐迩的哈佛、斯坦福或威廉姆斯这类院校，还有那些大型二线名校，而且也指引向或离开他们的所有体系机制–私立和富裕的高中;不断壮大的辅导顾问行业及预考补习课程;蹲在成人入口处象条龙似的漫长录取程序本身;学士学位之后的名牌研究生院及就业机会;还有硬是把孩子往这部机器肚里推的大部分属于中上阶层的父母和社区。简而言之，就是我们整个的顶尖教育系统。
在常青藤的华丽外表下内心是空虚
应该说我对这个话题极具亲身感受，象如今许许多多孩子们一样，我当初懵里懵懂报考大学，选择的是让你进的最牛气的地方;面向前方隐约模糊的目标：身份、财富–“成功”。至于受教育为了啥和干嘛你想如此–统统不在考虑之中。直至在常青藤圈内混了24载-本科到博士学位均在哥伦比亚，10年任教耶鲁-之后，才开始思考这样的教育体制究竟对孩子们有什么好处，他们又如何逃离这个深渊，它给我们社会到底带来了什么，以及我们怎么推翻它。
上另一所大学的一位女生写信给我，谈到她在耶鲁的男朋友：上大学前，他花大部分时间阅读和写短篇小说。三年下来，他痛苦不安，整天担心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象是独自吃午餐好羞耻，或“交际”够不够等等，而这些是我在公立学校的朋友想都不会想到的问题。除我之外，没人知道他假装博览群书，实际上他每听说任何一本书，就拿来匆匆翻看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然后抓狂吞咽书评，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肤浅，而是因为夸夸其谈的本领要比真正阅读所取得的社会回报率大更多。
在常青藤的日子里，我教过许多聪颖智慧、深思熟虑、独道创新的优秀青年，与他们交谈既愉快又能学到东西。但他们当中大多数似乎满足于在为他们划好的线内着色，很少有人会为思想热忱发狂，把大学视作知识探索和发展宏略一部分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个个衣冠楚楚，好像随时整装待发去接受采访似的。仔细打量完美无瑕精致调适的外观下面，你常会发现恐惧、焦虑、忧郁、空虚、盲目及孤立等不同程度的毒性。最近一项大规模的高校新生调查发现，认为自己情绪健康的人数已降到该研究25年以来的最低点。
如今高校录取标准如此极端，以至于能设法进入所谓精英学院之门的孩子，除了成功就再没其他经历了。一旦可能的挫败前景就会吓着他们，使之惊慌失措。落后的代价，哪怕是暂时的，不只变的现实而且关乎生存，结果造成孩子们对风险的惧烈憎恶，不给误差留有丝毫余地，所以你就会避免犯错的一切可能。曾有位帕莫纳的女生告诉我，若是有机会好好想想她在学些什么该有多好，只是她找不出时间。我问她是否考虑过放弃门门拿A的努力，她看我的那幅神态好像我刚刚提了个粗鲁的建议。
大学四年，学的是会用大脑，学会自我建立
但也有例外，就是那些排除万难执着追求真正教育的孩子们。可是他们的经验往往使他们觉得自己成了异类怪胎，某学生说她的一个女友因为觉得学校“扼杀自己被叫作灵魂的每个部分”而离开了耶鲁。
“投资回报率”：乃是当今人们谈论大学时挂在嘴上的时髦词语，但似乎没人问过“回报”所指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为挣更多的钱?教育的唯一目的是让你能有一份工作?上大学到底为了啥?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你思想，那不单纯意味着针对各专科的智能开发，而是让你花上几年功夫站在世界之外，置身于你家庭的一本正经和职业迫切需要之间，隔着一段距离审思冥想的珍贵机会。
然而，学习怎样思考仅是开端，还有特别需要你琢磨的东西：自我建立。这概念也许听起来怪怪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说，“我们教他们领会，自我只是你所有的一种东西。”但是，只有通过大脑和心灵，思想和经验之间建立沟通行为，你才会变成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个体–有头脑的灵魂。而大学的工作正是为了协助你开始这么做，五花八门的书籍、理论和法则思想著作，包围着你的尽是争取以自个方式寻找自己答案的主意的压力。
大学虽不是学习思考的唯一机会，但却是最好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你在完成学士学位后仍未开始学会动大脑，那你以后再做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这就是为什么说把本科生精力专门用于职业预备等于大大浪费了四年光阴的道理。
名校精英的理想不外乎是财富、文凭和地位。
名校喜欢吹嘘自己教导学生如何思考，但充其量无非是指培训孩子们日后职场里使用的分析和表达等经商与行业成功技能，所有都是技术官僚–专业知识开发–一切最终都以技术官僚词汇应证其合理性。
宗教学院–甚至那些东西两岸没人听说过的不起眼的区域院校–通常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但排名却被常青藤及其同僚判在四等级学术图腾柱上的最底层，录取学生的SAT分数往往比名校分数线低几百分，然而，从教育这个词的最高意义来看，他们却给予孩子们更好的教育。
至少名校的课程以自己独特方式在学术上严格要求，不是吗?不见得，一般科学领域可以这么看;其他学科不一定。当然有例外，但名校教授与学生大都加入了某观察家称为的“互不侵略条约”：学生被校方视为“客户”，对他们要迎合而不是挑战;教授们则以研究赢得奖励，所以尽可能缩短花在课堂上教书的时间，这样一来，形成此行业的整个激励架构对教学严重歧视，而且越是久负盛名的学校偏见可能越强，结果导致敷衍了事。
没错，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比几十年前的孩子们社会阅历更多，而且更容易怀有立新或创业的冲动。不过，也成为事实的是，起码在精英名校，即使那些理想愿望随着毕业生走出校园-尽管这是个很大的“假设”-也趋向发挥于同样狭隘的约定俗成的生活观念中，要素不外乎财富、文凭和地位。
一切都是功利化
在应付大学申请作文过程中，社会实践本身被降低成实用功利工具，学生从中学会为了应用目的把经历商品化，下一步就是刻意找寻能够转化为商品的经验。《纽约时报》报道说，目前专门帮助准备入学作文的暑期行业蓬勃兴旺，但让人震惊的是参加活动内容的肤浅：考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整月游，与叛逆艺术家乐队度过“一整天”，那可是一整天功夫啊!
涉及到做义工，我也发现类似情形，为啥大家都觉得有必要非得到圭地马拉这样的地方，进行他们的营救项目或资料收集，而不是去密尔沃基或阿肯色?当学生真留在国内时，干嘛又有那么多往新奥尔良跑?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孩子被教成把做义工当作最终是为自己服务，也就是为了履历表。有口号云：“行善为益”!那么光是行善呢?
如果顶级名校有灌输至高无上的社会责任观念的话，那么这个概念就是“领导”意识。“哈佛出领袖”便是剑桥的一句老话，越是成绩优异的学生，越是要不断把自己当成社会未来的龙头老大来督促。可是，这些院校所说的领导学无非是指往高处爬，无论是在大律师行里结交合作伙伴，还是晋升为首席执行官，反正都是攀登你决定附加上去的油滑的等级阶梯柱。我认为名校的负责人从未想过领导概念应当有更高的涵义，或者，说真的，有任何意义。
可笑的是，学霸们被告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但大多数到头来只在类似的几样行业中选择一个。截止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和康奈尔在内的顶尖名牌高校的毕业生中，大约三分之一进入金融或是顾问行业，以下领域整个从视野消失：神职、军事、大选政治，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包含基础科学的学术界本身。[博主：哈佛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学校在鼓励毕业生到更广泛的职业领域里施展才能。因此，在2011年以后更多的学生到了中学教师等的行列。] 若你想变成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从精英名校缀学就会被视为了不起，但想留下来今后当一名社工却被认为是有毛病。正如艾斯拉•克莱恩所说，“事实上华尔街看的很清楚，大学正培养出大批绝顶聪明但又完全糊涂的毕业生。这些孩子有着足够的脑力和惊人的职业道德，但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公平
对于最顶尖的名校，该体制确实运转的非常好，申请人数持续膨胀，捐赠踊跃，学费增长虽带来仪式性的抱怨，但生意不减，这种情况是不是适合其他就要另当别论了。
一再强调哈佛之类学院，乃是富人送自己孩子学习权贵言行举止和思维方式的堡垒。感觉近乎荒唐，我们不是早已知道这点了吗?他们不是随便被叫作名校的，但显然我们喜欢假装并非如此，毕竟，我们活在一个精英体制里。
该体制所谓的公平标志，是标榜“多元化”旗下的一套政策，而这种多样性确实代表了不亚于社会革命的一场运动。甚至直到1961年才录取了第一位女研究生的普林斯顿大学，并且当年该校也总共只招收了一位(无疑十分孤独的)非裔美国学生，如今比例一半是女生，白人也只占一半而已。但是，性别和种族多样化已成为越来越多的经济重新隔离的遮盖。名校仍旧在靠他们上世纪60年代赢得的道德资本维生，当时他们真正采取勇敢行动，来拆除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组成的贵族机制。
事实上精英制从未超越偏颇。当你访问我们伟大国家任何一家名校时，往往会为眼前热心景象感到激动：白人富豪和专业人士的孩子与黑人、亚裔、拉丁族富商及专家的子女玩在一块;在象斯坦福这样的学校里，孩子们以为若有一个来自密苏里州，另外一个来自巴基斯坦，或者有个拉大提琴的，还有人打长曲棍球，那他们的所在环境就叫多样化，不必在意他们的父母都是医生或银行家。
那并不意味着没例外，但仅此而已。事实上，按我们目前的招生政策，最贫困群体是工薪阶层和农村白人，在名校很难见到的，把这些地方当作丰富多彩的唯一方法是假设那是你所见过的一切。
让咱们别自欺欺人了：考大学根本不是有关中下阶级力争上游，甚至也不是中上阶层试图保持其地位的角逐竞赛，而是关乎中上阶级对于自身特权的鉴定确认。在认真较劲的城郊富人区和市内大户立足的别墅豪宅圈里，这场比赛已不在于你是否上名校，而是你上哪所名校的问题，宾大还是塔夫茨?不是宾大和宾州州立大学之间相比，他们哪瞧得上哪位老兄年轻有为，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后，成了医生，定居代顿，日子过的非常圆满，如此结局简直想起来都恐怖。
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越来越难进名校
这种体制正加剧不平等，延缓社会的流动性，使特权持久化，并产生了与本应领导的社会隔绝开来的精英。数据面前无可否认：1985年，250所精英名校的新生中，46%来自顶尖收入阶层;2000年这个高收入率是55%;到2006年，名牌高校大约只有15%的学生出生底层。而且，越有名望的学校，学生体就更容易不平等。公立学院这方面并不比私校好多少。拿2004年来说，一线州立大学新生中，40%来自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从仅5年前32%的富生率，一路直线上升。
这个趋势的主要原因很清楚，学费暴涨虽是个因素但不是关键，根源是日益增长的预备孩子适合参加高考全能竞赛的费用。障碍越多，帮你孩子攻克难关的成本就越贵。富裕家庭几乎从孩子出世那刻起，就开始为他们日后进入名校铺路投资：音乐课程、体育器材、国外旅游(用太好听的话说就叫“补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私校学费或顶级公学的生活费。SAT 本应测试学习程度，但却严密跟踪调查学生家长的收入水平。 今天，考高分的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四年制大学的简直不到一半。
问题不在于低收入孩子合格选择人数不够，而是精英私校绝不会让他们学生的经济状况反映整个社会现实，他们承担不起，因为实在需要一个全额支付的支持群体以及力挺他们的捐助坚实基础，甚至他们自己是否愿意那样做也并不明朗。
所以很难说，收入差距超过大萧条之前的水平，或者美国社会流动性低于几乎每个其他发达国家的现象纯属偶然。名校不仅无力扭转这股向更不均等社会运动的潮流，其政策反而是积极推动性的。
很多年轻人曾写信问我，到底要怎样做才能避免成为不靠谱的富豪小混蛋?我没有满意的回答，差点没叫他们转到公立学校去。你根本无法刻意逼自己去同情背景不同的人，更不可能理解他们。要真想如此，你需要直接与他们进行互动，而且得站在平等基础上：不是社会体验性质的那种“义工”精神，也不是“别出心裁”或别有用心地扑向大批学校后勤员工，请他们“喝咖啡”，以“了解他们的身世”，如某个耶鲁小子曾经建议的方式。
试试看用服务性工作取代形式化服务?那将真正带给你对别人的见识;去做做跑堂侍应生，体验一下身心多么辛苦如何?你其实并不象大家恭维的那么聪明，你只是在某些方面比较出色而已。也有不上名校或不上任何大学的能人，往往正是阶级因素所致，更有不“聪明”的智者。
我对上哪所大学无关紧要不抱幻想，但认为有其他选择。全国各地依然有很不错的公立大学，教学虽然不很亲近个人化，但学生体就社会经济背景而言通常是名副其实的多元化，并带有宝贵的经验知识。
真正大学意义的教育是文理教育，可以不必去常青藤就能获得头等教育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按时向我们提供每所大学录取的新生高中名次在全班头百分之十以内的比例，对于排名前20的高校，这个数字往往在90%以上。要是我的话会为上那样的学校惴惴不安，学生们决定课堂讨论水准;并塑造你的价值观和期望，无论是好是坏，部分原因归咎于那些我一再提醒孩子们远离常青藤之流的学生。名气较小大学的孩子往往显得更加有趣、好奇、开放，少很多养尊处优和霸气。
如果哪里还有原则上真是大学意义上的大学，就是那种仍以人文学科为荣的地方，那就是文理学院。这些庙都相当小，并不合适每个人，而且往往相当孤立，这点也不合适所有人。最佳选择也许是二线– 不是二流高校，像是Reed, Kenyon, Wesleyan, Sewanee, Mount Holyoke等，此类院校不是努力试图与哈佛和耶鲁拼，而是保留了他们对教育真正价值的效忠。
不想成为纨绔子弟乃是令人钦佩的目标，但最终，更深问题在于你遇到的艰辛，让你很难变成他人。现在时候已到，不光要简单从上到下改革体制，而要策划更换另一种社会的蓝图。教育机制必须采取行动减轻等级体系，而不是加以复制。平权方针应基于阶级而非种族，许多人已为该项变革提倡了好些年。
对校友捐款和运动员的喜好也该丢弃，SAT分数的衡量应用来考查社会经济因素。大学应当通过限制孩子们可在申请上罗列的课外活动数量，来杜绝扩充简历的吹大牛做法。他们应把更多价值放到低收入学生经常在高中做的服务工作上，那都是些优异学生几乎从来不屑一顾的事。他们应拒绝被任何因父母财富所促成的机会打动，当然，他们也得停止与《美国新闻》刊物合作。更广泛地讲，他们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价值观念。如果学校打算培养出比我们今天拥有的更加出色的领袖，他们就得问问自己究竟需要促进什么样的素质，用GPA或大量课外活动拣选学生，经常只会有利于忠实的苦工而不是独创的头脑。
不过，必须还要有比改良招生程序更深入的变革，因为招生改良也许可对付平庸，但却解决不了更大的不平等难题。问题是常青藤学校本身，我们已把领导班子的培训任务承包给了一组私营机构，不管他们多么声称行动是为公益，将总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安排对学校来说棒极了，但难道哈佛对校友捐赠的愿望不是延续以往阶级制度的一个充分理由吗?
以前我常想，我们需要创建这样一个世界，让所有孩子都享有去常青藤学校的平等机会，但我现在逐渐认识到，我们真正需要建设的，是一个你不必去常青藤或任何私校就能获得头等教育的社会。
公共资金辅助，为大众利益服务的高品质公共教育，正是战后驱使公共高教事业发展的承诺。只要尽可能勤奋努力和发挥天份，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实现–你知道的–美国梦。无论谁想，谁就能得到文理教育所提供的那种拓展思维滋补心灵的认知体验。我们认识到，免费的K至12年优质教育是一项公民权利，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正如我们曾经做过的，也是许多国家依然保持的–高等教育也要同样。我们试过了贵族制，我们试过了精英制，现在是尝试民主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