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生不输重本生的求职故事

时间:2021-01-15 09:18:11 求职礼仪故事 我要投稿

三本生不输重本生的求职故事

  我从未想过将自己的故事说给别人听。

三本生不输重本生的求职故事

  毕竟对于一个曾经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讲出自己的故事就像扒光自己衣服。

  但我坚持将它讲出来,并不是为了煮一锅“我奋斗了多少年才和你喝咖啡”的鸡汤。只是为了用一个三本生的故事告诉你,不要畏惧,大胆地闯,大步地向前走,走到最后,你总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谓三本,简历被扔——迷茫

  2011年,当我拖着行李箱来到我的大学——武昌理工学院时,我对未来感到茫然。

  这是一个俗称“三本”的民办院校。当下的果都是往日种下的因,这是高中不好好学习必然要付出代价。读三本的代价直白点说,就是找工作时,别人已经接到了笔试通知,而你的简历早被人扔进了垃圾桶。

  无需抱怨,HR需要考虑效率。我理解这套规则,但我还是不想被人扔到垃圾桶。

  不想被扔垃圾桶,必须早作准备。

  我又进了垃圾桶——被现实扇了一巴掌

  我选择了一个大一新生最容易想到的“锻炼”,加入学生会。蒋方舟曾写过一篇《学生官场无处话凄凉》的专栏,她指出了官本位文化向校园渗透的怪现象。必须承认,蒋方舟看得很准。我在学生会里幸存了下来,而且一直做到了顶端。虽然我同意蒋方舟,可我还是感激学生会,它将我从一个懵懂的高中生毕业调教成了一个熟悉规则的人。

  大一暑假,作为学生会的一员,我获得了第一个实践机会,参加团湖北省委和联通公司共同主办的“青春在沃”见习。

  这个见习活动就是地面销售联通的产品。七月的武汉,太阳毒到可以把人晒化。但我就在武汉的太阳下,走街串巷,到社区、到工地去推销联通的电话卡和宽带。那段日子,我被工头赶,被保安骂,做得我绝望。我当时偏执地认为,三本学生很难找到好工作,如果找到工作,一定会是这种最苦最累的。

  我不甘心,但我还是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大二,我是学生会新媒体宣传的负责人。当时我管理着学生会的官方微博,既然负责微博,当然就要懂微博,我于是开始在网上寻找运营微博的文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新浪微博湖北省校园渠道团队开始招人。当时我抱着到官方团队学运营的想法,投了简历。他们也许觉得我在校内有资源,竟然让我通过了。

  加入微博团队后,我开始组建自己的校园团队。事情的结果是,微博在我们学校占有率大幅提升,而且有活动必有新浪的微博墙。我自己对新媒体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我那开始只有几百粉丝的学生会微博,有多条微博被数万次转发。在雅安地震后,为了避免贫困生自尊心受到伤害,我们通过微博向全国高校发出的“不组织班级捐款”的倡议,得到了近百高校响应。

  新浪给的薪水开始能cover住我的生活费,学生会的职务也在提升。我和朋友创办的贴吧“山雨欲来风满楼”也成为在湖北省高中生群体中最受欢迎的贴吧。一切都在好起来。

  那时我还加入了一个移动互联网创业团队,那个团队的产品能让用户“傻瓜式”制作自己的APP。不幸的是,那正是微信强势崛起,APP衰落的时候,产品不可避免的死了。

  不过通过微博,我开始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机会。天地开始变得宽广,我一度将自己的职业规划设定为进入互联网行业。

  但马上,刚刚开始膨胀的我就被现实扇了一巴掌。

  那时是2013年的5月,我的大二将在一个多月后结束,我开始谋划暑期实习。我当时认为自己应该能胜任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实习岗位,于是向数十家公司投了简历。漫长的等待后,所有期待都如泥牛入海。只有一家公司回复了我的邮件。邮件里他们先是感谢我的信任,然后礼貌地写道,“您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我们的实习岗位优先考虑211高校的学生。”

  我又进了垃圾桶。

  很多人说这是运气

  改变发生在2013年6月。那时,湖北省荆门市下辖的钟祥市,发生了高考后数百考生围攻监考老师的事件。事发后,当地政府在通稿里说,考生围堵老师是因为考试没考好,发泄情绪。

  我对这个结论感到不可思议。我也是参加过高考的人,我无法想象,几百考生会因为没考好这样荒谬的理由去围攻监考老师。随后我带着疑问,找到了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朋友。朋友告诉我,发生围堵事件的真实原因其实是,荆门市首次实行异地老师监考,很多考生无法进行高考舞弊,考生及家长情绪失控。

  随后,我又通过网络,找到了一些当地人了解情况,发现那个朋友说的基本属实。一个当地人更透露,高考第一天就有监考老师因为没收了考生的作弊物品,而被考生家长殴打。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发了一条微博。很快这条微博就获得了几千转发,很多记者通过微博联系我。我向他们提供了我所知道的信息,随后还跟着焦点访谈去了荆门进行调查。当时几乎所有报道此事的媒体,都得到了我的帮助,因此我也认识了一批调查记者。

  六月底,大二结束放暑假,当时我正好没事儿,加之小时候也做过记者梦,就找到了刚认识的新京报记者萧辉,试着向她提出了去实习的请求,没想到她竟然同意了。于是,七月初我去了北京。

  初入北京,我只是一只“大白”

  刚到北京时我几乎不认识任何人,也找不到师兄师姐。在报社,其他实习生可以轻易找到校友。他们校友的数量可以轻易组成几只足球队——仅我所在的深度报道部,北大的毕业生就有两位。

  我只能靠自己。

  刚去的我连什么是“报题”都不知道,消息也写得磕磕巴巴。晚上躺在除了小单人床连凳子都放不下的隔断间里,我开始思考对策。

  我用了一个蠢办法,背和抄。我找来许多消息和深度报道,一篇篇研读,遇到好的消息,我就背下来,碰到优秀的深度稿,我就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敲一遍。一个星期下来,我背了几十篇消息,深度稿也抄了好几篇。也许是拜从小看书读报的带来的积淀所赐,我开始找到感觉。第一次看到“韩雪枫”三个字被印上报纸时,那种激动简直无法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