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九一八事变手抄报内容资料
七七事变前，国内各军系的地方政治势力，不论其主导者作为个人的道德或政治目标为何，其作为整体和地方政治力量，其第一政策目标都是自身利益，但当南京中央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稍有弛缓，他们无不以抗日大义进行标榜，既影响社会，巩固自身的软力量，也对中央政府进行道义要挟，甚至作为军事对抗中央政府的政治理由。非常讽刺的是，“六一事变”中的两广军阀暗中与日本联系甚多，而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父子，其多年与日人合作的历史更是漫长，不过，热河事变后，汪精卫等也拿激进的抗日姿态攻击张学良。在1930年代，谁抗日喊得响，谁正确的现象只是历史上华夷之防的现代翻版而已，与现实、严肃的中日关系对策没什么关系。抗日或抵御外侮，除了作为现实的政策思维之外，在更多的时候，也是中国政治斗争中上对下、下对上进行攻防的杀威棒，大杀器，而且是一种低门槛核武器，人人可以方便使用。这些历史事实与当时由于民族意识觉醒，在普通知识青年中迸发的真诚爱国热情不是一回事，相反，各路私心自用的大小政客与政治和军事流氓，无不以利用和掌控这种青年的爱国真情为要务，为此，虚假和欺骗的政治一时成为风气。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高国家任务乃是将古代形态的亚洲帝制和专制社会转型为现代化的社会，这既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但更是民族发展和新生的需要体现。内部的革命，外侮的抵御，均不能离开这一主线。因此，三民主义有民族一章，而中国的现代史运动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乃为中心任务。然而，现代民族并非单纯基于文化的认同所能实现，何况中国古来即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融合诸多民族的复合民族国家，因此，要实现现代民族再兴，则必须张扬个体意识与权利，这是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互为表里的原因。有民权，能新民，然后有新民，才能构成对民族国家的新认同，才能获致和确保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从而有安全的环境来实现发展，发展民族事业，参与世界文明，俾中国人过上无愧于古老文明荣誉和先进国家人民的生活，这是民生主义的终极目标。因此，抗战与建国，也即是新民，缔造中国新政治民族的进程互为表里，名二而实一。
如此看1937年爆发的全面抗战，我们会有不同的认识。对抗外部威胁的根本手段和目的是内部的目标，所以，今日说抗战的'人往往忘记了，当时抗战的口号实有四个字，而不是简单的军事战争行为：抗战建国。整个社会的精英阶级明白日本侵略的目标不仅是追求类似蒙元和满清式的军事征服，而是借日本率先完成的现代化文明征服中国民族与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威胁，所以，在建国以复兴民族，重建新民族政治的召感下，全民乃能奋起，并达成基本团结，于是可能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建国的政略高于抗战的军略，抗战之得由兴起，在建国政略的强大感召力，其颠簸则在此一政略实现的蹉跎。而建国的目标在于什么?就在辛亥所揭橥的民主、自由、共和、宪政之中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样的信念支撑了中国人走过八年血水火山之路。
抗战以建国，考虑到国家即是民族，所以，建国也就是新民，复兴的实质是构建新民族及其认同，因此，分歧与歧见也是在所难免的。而建国同时作为政治上下结构的重建，这包含的权力目标自然会诱发全社会沉睡的欲求，所以，今日当我们重温抗战的伟大，也不应该忽略在这一伟大进程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人性与社会的丑恶。仁人志士奋而忘身，以求国族的生存和复兴，君子士民毁家靖难，以应国家民族光明未来的召唤，然其间也有小人借大义谋私利，在和战、中日之间依违两可，视小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最后，以最高权力为目标。这是真实的历史。
总括而言，对于中国而言，国人须要警醒的是，抗战虽早已胜利，但建国的任务迄今没有完成。无自由、民主、宪政和法治的中国，则内不能保障和声张民权，外不能保障国权，由此不能造成政治的民族，因而也就不会有真正坚实的统一国家认同意识，因此，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就还是处于半现代、半中古形态的国家和文明状况。处于此状况的国家，对外不能正确认知外部环境及世界的变化，不能体认自身处于实际何等的国际位置，对内经常会借助外部威胁或事务进行暗箱的政治手段，这都是必然和自然的。又因此，因为不能正确认知外部世界，所以对全球事务，多采取宁愿信其有的阴谋论看法;因为不能有内部制度化、上轨道的政治博弈平台及管道，所以，对内则往往在貌似堂皇的号召之下，从事极为残忍的暗箱政治斗争，此种斗争，神仙打仗，殃及凡人，每每又使社会支付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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