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白领
随着境外资本的大举进入、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和内部结构的调整，随着金融证券咨询传媒等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和部分国有事业的产业化，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一个新兴的包括企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事业单位从业人员、记者、医生、教师、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阶层——白领阶层，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应运而生。
白领是个外来名词。在欧美，人们把工薪阶层分为蓝领和白领，在第一线直接从事产品生产的叫蓝领，在第二线从事技术、行政和经营管理的则叫白领。在早期工业化时代，企业中蓝领的人数要大大超过白领，第二产业的规模和从业人数也超过第三产业。进入后工业时代，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企业中白领的人数大大超过蓝领，第三产业的规模和从业人数也大大超过第二产业。于是，大城市的社会人口结构，白领成为了主流。现在的中国，也开始进入了这样的发展时期。
白领，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雇佣劳动者，只不过，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一技之长，从事着企事业单位的技术、行政和经营的管理工作。虽然，他们有着较为丰厚的收入，但他们早出晚归，为了工作、薪水和体面的生活，经常无偿加班，看老板的脸色行事，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老板永无止境的利润指标，上司苛刻挑剔的冰冷眼神，还有每年大批从各高等院校毕业的求职者，让他们心中的危机感总是挥之不去。在成为房奴、车奴的同时，身不由己的成为剩余价值的牺牲品。
白领，时尚消费的主体，网络文化的主流，知识经济的生力军，并正在成为政治生活的风向标。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于农村、中小城镇或大城市的底层，虽身居豪华写字楼，但内心深处仍有着强烈的平民意识;他们眼界开阔、思想活跃，有着比较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是新思想、新潮流的倡导者。
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
自改革开放以来，这是两个迅速膨胀的阶层,并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息息相关。遍布城镇街头巷尾的服装鞋帽店、礼品文具店、饭馆酒吧、五金家电建材店和各种小作坊等经营者都属于个体工商户，有家庭经营，也有雇佣数个帮工的，主要从事商品流通和小制造业。他们大多温饱有余，有的还达到小康以上，但市场风险也较大。同样遍布城镇大街小巷的自行车修理摊、家电钟表维修铺、饮食小吃摊、裁缝铺、小发廊等经营者则属个体劳动者。他们一般为家庭经营、最多雇一、两个帮手。个体劳动者本钱小，劳动密集度高，自己参加全部劳动。他们衣食基本无忧，但劳作辛苦。在改革开放之初上述阶层大都源自社会闲散人员和返城“知青”，后来大批国企下岗职工和乡村进城人员加入了进来。下海之初，他们大都抱着发家致富的梦想，经过摸爬滚打，也确实有人做大做强成了资产阶级，但大部分人仍然过着辛勤劳碌的生活。他们的网点分布、营业时间、价格灵活和服务态度都是原来的公有经营所难以比拟的。他们在给城镇居民带来各种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自食其力地养活了自己，还为国家创造了一定的税收。但由于他们高度的分散性，而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孳生地;还有他们的政治边缘化，都应当引起关注。
工人阶级，辉煌还是回归?
随着早期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的建立，中国工人阶级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并被纳入国际工人运动的范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安源工潮、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斗争，完成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历史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怀着强烈的翻身感和崇高的使命感，为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内，中央和各级地方国营企业与乡村集体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其职工，则是工人阶级的主体。那时的国营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把工人的工资、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生老病死几乎全部包揽下来。而职工也为企业，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成千上万的国有中小型企业和乡村集体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或关停并转。超过一半以上的“公有”企业职工脱离原来的体制，或流向社会自谋生路，或进入各种“非公”企业。每年新增就业人员，也由原来主要流向“公有”企业，变为大部流向“非公”企业。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人员结构，由原来的以“公有”企业职工为主，转变为以“非公”企业职工为主。而仍留在“公有”企业中的职工，其生存环境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与在“非公”企业中的工友一样，具有同样鲜明的雇佣性质。
进入各类“非公”企业的工人，其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与雇主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劳动者的各项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没有8小时工作制，没有双休日，除了春节也没有节假日;工资奖金不能按时足额发放，进企业却要交给雇主一笔数额不小的押金;国家规定企业必须缴纳的职工的各类保险，形同虚设;在有毒有害的生产环境中，工人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一旦发生重大工伤事故，有良心的雇主给俩小钱打发，没良心的干脆不闻不问。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人群众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正因如此，在有权有势的雇主面前，再多的人，也无法主张自己的正当权益。
在“国企”就业的工人群众，在劳动时间和劳动保护上要比“非公”企业的职工强些。但他们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却由形式上的平等变为形式和实质上的都不平等，由“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除了干活，他们失去了对企业的发言权。他们与企业经营者工资收入的差距急剧拉开。最主要的，稍有不慎，就有下岗失业的厄运。
新买办
改革开放后，外资和外资企业像潮水一样涌入国门，给中国来带了产品、技术、资金、理念和就业机会。由于双方隔绝太久，初来乍到的国际资本，不熟悉中国的文化和游戏规则，亟需既有中国文化背景又懂国际规则的本土高端专业人才为他们打理疏通。于是新买办就应运而生。他们大都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知识和经营管理头脑，精通外语，接受能力强，懂国际商业规则。经过历练与磨合，他们逐渐担当起各国际大资本中国大区甚至亚太大区的总代理，公司被经营得有声有色。他们掌握着很大的公司经营的各项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市场和官员。他们在经济收入上也与国际接了轨，处在“工薪阶层”的宝塔尖，又被称为“金领”，是高消费的新贵。新买办，为引进外资并高效运作，为引进新产品新技术，为中外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国家高级专业管理人才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强大后备军。
自由职业者
在计划经济时期，不但标准化的物质生产被纳入计划，个性化的劳动创造也被归入计划，这两种劳动者都有“单位”的归属。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生产的逐步市场化，艺术活动也逐渐走向市场。从事个性化艺术实践的人们有了更广阔的舞台。许多人脱离了原来的单位，更多的年轻人则从踏进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根本没有单位，而成为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没有单位归属，也没有工商执照，完全靠自己的个性化专业技能谋生。
自由撰稿人。上海时期的鲁迅，除稿费外没有其他经济收入，属于当时的自由撰稿人。建国后的巴金，虽然担任过很多职务，但由于他个人的坚持，不拿稿费以外的工资，也属于自由撰稿人。当今中国文坛的王朔、余华等许多知名作家都是自由撰稿人。还有更多一天写一集，一个月能写一部电视连续剧，按集数收费，被称为“写手”的人，也是自由撰稿人的一员。他们要么有特立独行的思想，天马行空、指点江山;要么善于市场化的商业包装，迎合大众读者不断变化的阅读口味。
自由演艺人。自改革开放以来，影视、戏剧、戏曲、曲艺、音乐、舞蹈和节目主持等业内人士，纷纷脱离原单位成为自由演艺人。而更多通过各种途径脱颖而出的新人，则直接加入到自由演艺人行列。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演出费和碟片销售。某些明星的出场费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是社会中的高收入人群，也是竭尽奢靡的高消费群体。另外，那些靠卖字画和照片为生的书法家、美术家、摄影家和从传统画家中派生出的动漫画家也属于自由职业者。艺术的市场化需要规模效应，它带来了通俗化娱乐化;市场规模又需要明星效应，它制造了前赴后继的追星族。通俗艺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既丰富了文化生活贡献了经济增长，似乎也多少麻痹了人们应有的生活敏锐。
掮客。在新技术、新产品、新知识层出不穷的信息爆炸时代，由于市场足够大，时常会造成局部时空的信息不对称，这时，信息就成了财富。谁站在信息高地，掌握并善于利用信息，及时沟通信息的供需双方，谁也就掌握了财富。他们就是活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当代信息掮客，也是自由职业者的一员。
另外，民间的职业证券投资者和房产投资者如杨百万等，也属于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