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新书《看见》发布会演讲稿
以下是由应届毕业生演讲稿网站为大家整理提供的柴静在《看见》新书发布会上所作的一篇演讲，她在演讲中分讲述了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以及她之所以出这么一本书的原因。
谢谢邱老，也谢谢各位亲友，还有多年来的给位读者和各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天寒地冻，大家远道而来，辛苦了，在看完刚刚看完那个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问我，为什么给你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你仍然是奴隶，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二十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儿参考，但是看了一本儿又一本，然后发现说，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里头记得事儿，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反思跟批评，再往下看更悲惨，我原来想，那谈恋爱的事儿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因为里面基本上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比如说，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啊，他是上帝上老师派给我的”，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就都只有结论，看的时候我就想，柴老师，您当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但是不记得了，所以说，不要是说报道一个国家，就是报道自己都是意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原则有的时候跟人性当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抵触的，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盖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对他人做出评价，人们想要说，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我是如此正确，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家白茫茫大雾一片，一无所见，既看不见他人也看不见自己，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的实质。当年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么一种思维模式来做的，所以那种困窘可想而知。
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我记得有一次，他拿一个年轻记者的片子说事儿，当然那片子拍的很动人，是拍有一个中学的老师，然后把四个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来，在家里吃，在家里住，还给他们订作业本儿，做的很动情，陈虻说他很感动，但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就把这个记者叫过来问，说“收钱么”，记者说“收”“收多少钱”说“一个人两三万吧”他算了一下，一年下来十二万，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还剩下的钱也高于这个老师在学校的工资。陈虻就说，在我不知道收钱之前，订作业本儿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感动，我知道了之后，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叫省钱。然后他就问，谁交给你们的，啊，我要请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么，让你表达你有么，谁较给你这个的?陈虻说的很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个问题当时我觉得他提的太像外宾了啊，然后我就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点儿文艺熏陶，也找了各种方式，比如说让我学学音乐，因为文艺是最让人去感染心灵的么，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吧，大概，小提琴我可能会拉一个曲子叫《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学的，会拉一个曲子《小白菜》，手风琴我也会，会拉《铁道游击队》，所以就是就这样还叫文艺女青年，所以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一个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当中，你看文艺最表现的本来就应该是人，但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的人要么就是一个战斗者，要么就是一个控诉者，所以这个模式其实渗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为你很逆反，你以为你很反对这个，但是稍不留神，心灵的惯性就会驱使你成为你最反对的人，那怎么解除它，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
那个时候，陈虻老骂我们，审个片子，他拿过开，看一遍说，你是机器人么?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战战兢兢再拿给他看，这次他很温和，说，嗯，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但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哈，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在思想上，你拄着它走了很多年很长的路，习以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它撤了，你自己的腿脚没那么强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只能瘫倒在地，所以，陈虻后来也放弃我了，他就跟我说，唉，你去吧，你这个人靠语言没什么用，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他说得对，这个撞了南墙，人的脑袋在上面撞得头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会那么僵化，这个有松动的时候吧，外界的东西才能够侵入你，侵入你的头脑，侵入你的心灵，击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来的概念，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十年来我所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了当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准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过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一场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后，椅子都已经四脚朝天，就像尖叫一样，当时的急诊科主任朱进红带着我去看这个现场，他只给我看墙上有一块儿小黑板，这个黑板上写了22个名字绝大多数的后面写着“肺炎”两个字，他跟我说，其实都已经是SARS，他说病人不知情，来输液的也不知情，医生知情么?知情，可是每个人都沤在这里头，连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说，你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啊，他就指了指这儿，“在心里区分”，我说那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考精神防护。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务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的医生殉职。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那种几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绝望和沉痛，是让一个年轻人理解，新闻为什么要准确。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市民可以不带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经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我忽视过我的职责，所以我不敢在如此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要在镜头面前故作姿态。后来我去采访李阳的这个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这个采访提纲之后，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应该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闭着眼睛的十分钟里面，我发现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我唤醒的是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一个中学上学的路上，白天被一个小混混推到在街边，头磕在那个水泥沿儿上那一瞬间的感觉。我知道最让人痛快的不是身上的伤或者头上的土，那种感觉让你难受的让你对自己的憎恨，你觉得一定是我自身有什么残破之处我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儿给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看到这束花儿之后，后来她搬出一个家庭的相册给我看，贴满了这些年来他们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她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支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已经很长时间了，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提醒丈夫的秘书去买回来的，就这一支花，她把那个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到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它跟我一样，对自身的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出生在这儿，他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那样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共同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