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望处坚守从审美中突围-谈王晓明近年来的文化批评转向

关于在绝望处坚守从审美中突围-谈王晓明近年来的文化批评转向

　　论文关键词：文化批判；绝望；审美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家王晓明先生近年来的文化批评转向，源于他对当下社会的绝望和不满，希望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介入，更批判性地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就这样在绝望处坚守，靠审美来突围。

　　自上世纪80年代初，王晓明先生就投身于文学研究。他探索“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与茅盾一起在“惊涛骇浪”中寻找“自救之舟”；他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与鲁迅的心灵碰撞，虽然面对的是“无法直面的人生”；他也读老子、孔子、孟子和韩非子，从这些人物名声上的“大”看出他们精神上的“小”；他还和朋友一起倡导“重写文学史”、“重建人文精神”，使之成为重要的文化事件。可以说，这几十年来，王晓明先生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界的中心人物，文学批评家们的典范，知识分子的“良心”，而《所罗门的瓶子》、《潜流与旋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追问录》、《刺丛里的求索》、《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等著作也成为立志从事文学批评者的必读书目。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良好艺术感觉和人文气质，在文学批评界有着很大声誉的学者，近年来却一头钻进了广告、影视，甚至休闲杂志、娱乐装潢的研究里，不由让人心生诧异，一如他在一篇分析王安忆小说的文章中所写：“一个素来小心翼翼的人，忽然变得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一个生性腼腆、动不动就脸红的人，竟然在公共场合放声高歌，唱个不停。你遇见这种事情，一定会停下脚步，多瞧他几眼吧?”…他是追风赶潮，还是对文学研究丧失了信心?他的文化研究指向的究竟是什么?他还会不会回到文学研究中来?当笔者读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的《半张脸的神话》，内心的疑惑便一扫而空，而对这位批评家的敬重又加深了几分。

　　王晓明的文笔是明快的，情绪是阴郁的。读他的文章，你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你满怀期待地打开书的第一页，迫不及待想去体味他娓娓道来的叙述给心灵带来的愉快；而当你合上书的最后一页，却总是陷人一种无可自拔的绝望与阴郁之中，甚至长久不敢触碰这样的文字。你看他的《潜流与旋涡》，写着写着就写成了一部知识分子精神的“退化史”，那书中所分析的十二位作家，实际上是十二幅心灵的萎缩图；你看他的《追问录》，本打算从先秦诸子中找出解决精神危机的办法与思想资源，却读出了他们的可怜与可悲；你看他写鲁迅，发现这位一向被奉为精神巨人的“神”却和我们一样有着世故和功利的时候，有着忍不住清冷孤寂的时候……

　　这种绝望和阴郁的情绪来自于他对社会与人性悲观的洞察。如果说这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动，而王晓明这种悲观的心境一直没有变。你也许会怀疑他这种悲观的真实性，你也许会说这不过是来自鲁迅的文字，是鲁迅思想的“存货”。但笔者认为，与其说是王晓明对鲁迅的认同，倒不如说是他和鲁迅一样获得了对人性、对社会同样深刻的洞悉。应该说，这是两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一头一尾所达到的心灵共鸣。

　　如果说早期的王晓明更多地是从文学文本、从作家的文字中去发现国人人性卑微和精神委琐的根源，并且不无乐观地相信自己以及自己的同道们在这种批评上的努力与文字上的呼告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那1990年后的现实却破灭了他的这种设想。“当汹涌的激情消退以后，那种不知身在何处，更不知现在是什么年代的陌生感迅速占满了我的全身。不仅如此，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又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我原有的陌生感上，又迭加上一层新的陌生感。”

　　如何认识今日中国的巨大变化?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个什么关系?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体制、社会阶层、统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社会是否存在危机?倘若是，那是什么样的危机?它又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哪些势力的活跃正在促成或加剧这危机?在今天的社会中，又有哪些良性的因素，是可以激发起来削弱甚至消灭这危机的?

　　90年代以后的王晓明，蓦然发现原有的知识结构、仅仅局限于文学之内的批评分析，无法解释上述问题，他再度陷入无所适从的彷徨与看不清现实的绝望之中。他是这样描述今天的中国所经历的几个不同的变化的：“新崛起的‘权力——资本’势力日甚一日地蚕食和掠夺社会，使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沦为改革的牺牲品；全球化的压力有增无减，经济开放和现代化转型依然持续；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似乎有明显的改善，另一部分地区却开始承受全方位的经济状况恶化甚至破产……”“无疑，这种状况是让人沮丧的。面对绝望，一方面，王晓明用“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来表明他的态度，这跟鲁迅“绝望的反抗”有着近似的内涵，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避免失败还在绝望处坚守的人世态度，这就是他为什么转入文化研究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认为惟有打破原有的知识格局，采取一种更开阔的视野看待现实，用更为综合的办法(可以是人类学、社会学，也可以是心理学、政治学)分析问题，才能批判性地深人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现实，而这正是文化研究的最大特点。

　　无可否认，王晓明有着很好的艺术感觉，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他自己也曾坦言：“就我个人而言，最愿做的事情就是分析小说，写那种具体作品分析的文章”，“从内心来说，我对那种从容安静的书斋生活，又真是非常神往”。面对自己得心应手并且取得极大成就的研究领域，面对自己其实渴望宁静的内心，面对师长、同辈和朋友对自己偏离文学的质疑，他还是义无返顾地进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这个词语越来越遭人忌讳，很多人已不愿意再以这个“过时”的名词称呼自己的年代，他还是以知识分子自居，他非常赞同萨依德对知识分子的信念：“身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一面，就是能代表经由你的工作和介入所宣告的事情，而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机器人，奉一种系统或方法之令行事。既能成功地达到那个境界，而且也成功地保持警觉、扎实——任何感到这种欣喜的人，将体会到那种融合是何等的稀罕。但要达到这种境界的唯一方法，就是一直提醒自己身为知识分子，能在主动地尽力代表真理和被动地让主子和权威来引导之间作出选择。”简单一点说，知识分子永远站在主流的对立面，永远站在“边缘”和“弱势”群体的一边，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鲁迅所说的“历史中间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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