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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孔子“仁学”思想及其文化批判
论文关键词：孔子 仁学思想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仁学”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爱人”是“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复礼”是“仁学思想”的践行标志；“孝悌”是“仁学思想”的心理基础；“人格”是“仁学思想”的精神动力，它们共同建构起孔子“仁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仁学”思想体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精华部分对于当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仁学”是孔子思想的精髓，“仁”在《论语》中出现达一百多次，可见孔子对于“仁”的重视。关于“仁”，孔子每次都有不同的表述，虽然每处都是片言只语的言谈，并未展开论述，但就是这片言只语却包蕴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建构了系统而又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二千五百多年以来，孔子仁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今天，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提升精神文明水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爱人”是“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伦理关系中，“仁”既是一项重要的道德原则，又是一种人生境界，它要求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富于爱心，要相互关心爱护。因此当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关于“仁”的最简洁明快的回答，它揭示了孔子“仁学”在伦理层面上的核心内容。
“爱人”的前提是理解、尊重他人，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恕”道。“爱”是一种内在情感，无所附丽则无法显现，因此“爱人”又必须体现在情感态度和具体行为上，这就是真诚地关心帮助人。如孔子所要求的那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要由己及人，对需要帮助的人热情地施以援手，使他人获得与自己一样的成就。
“爱人”不仅要关爱与自己亲近的人，而且要关爱社会上所有的人，正如孔子要求弟子们所做的那样:“沉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是一种普泛化的爱，既要求普通民众之间相互关爱，更侧重于要求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关爱。因为居于上位的统治者能做到“泛爱众”，对于实现孔子建构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更具有实践意义。无怪乎孔子大声疾呼:“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论语》·阳货》)，“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等等。孔子要求统治者关爱民众，竭力反对他们对人民过分的、残暴的、赤裸裸的剥削压迫，这又赋予了其“仁学”思想明显的伦理政治色彩。
以“爱人”为核心的孔子“仁学”思想，既包含着“人本”思想的因素，又体现出“民本”思想的精华。所谓“人本”，可以从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佐证。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仁，亲也。从人从二。
他先说，仁就是亲爱的意思，接着又从形体结构分析的角度说“仁”是会意字，从人，从二。从“人”，很显然讲的是人的问题;从“二”，用徐铱的解释就是:“仁者兼爱，故从二”。意思是说，二人以上彼此都应.. `爱。《礼记·中庸》也说:“仁者，人也”。指出所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由此可见，孔子的“仁学”也就是“人”学，即“以人为本”的学说。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孔子的人生故事中得到直接的证明。《论语·乡党》篇记载:“厩焚。子退朝，日:‘伤人乎?’不问马”，“只问人，不问马”，表明孔子重人轻财，十分关心管理马匹的下人，这是其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已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对此，《左传》中多有记载。孔子对于人民在社樱安危中的举足轻重作用十分清楚。虽然孔子极力维护周礼，反对以下犯上，但是他更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反对国君对百姓的横征暴敛，主张摇役赋敛要有节制，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他不但反对竭泽而渔，反对过分的压迫剥削，而且还提倡适当给人们以救济。鲁哀公遇到了荒年，感到用度不足，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讨教办法，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论语·颜渊》)这些都十分精辟地说出了民为邦本的道理，反映了了孔子的民本理念。孔子对违礼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他对于管仲不死于君难，反而投靠原来君主的政敌的违礼行为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当子路批评管仲“未仁乎”的时候，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虽然管仲相齐桓公违背了原来相公子纠的“君臣之义”，但是由于他的作用，使齐桓公成了春秋时期的霸主，在一定的时期内，结束了诸侯混战的局面，消饵了武力，把人民从战乱中解救出来，所以孔子称其为“仁”。一般说来，孔子认为，仁者必合于礼，但是，如果能对广大人民做出贡献，即使不合于“礼”，孔子仍然肯定其“仁”，可见“民本”思想已经成为孔子衡量“仁”与“不仁”的重要依据。
当然，孔子的“民本”思想是希望统治者重视人民的力量，调整好与人民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尽管如此，孔学的仁爱精神，充分体现了对苦难民众的关怀，包含“人性”觉醒的因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它一方面为统治集团中的明达之士提供批判封建暴政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启发了广大受压迫民众认识到自身生存的理由和生命的价值，进而转化为他们反抗压迫、推翻暴政的精神动力。虽然后一点并非孔子所愿，但是它在历史上确实发生了。
二、“复礼”是“仁学思想”的践行标志
《论语·颜渊》篇记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接下来孔子进一步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孔子指出，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仁是内在的，表现为主观的心理、情感等因素，礼是外在的，表现在视、听、言、行等诸多方面。作为内在的东西是难以观察到的，只有通过外在的表现才能做出判断。衡量一个人是否“仁”，要看他的行为实践是否符合“礼”。换言之，“礼”就成了“仁”的外在标志。“仁”从心理、情感方面对人进行内在熏陶，“礼，’从言谈举止方面对人进行外在规范，二者结合，把人彻里彻外地纳人到“仁学”教化之中，从而有效地塑造孔子所倡导的理想人格。 对于“仁”和“礼”，孔子更看重“仁”，因为“仁”是“礼”的内在心理、情感依据，是实行礼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这里，孔子以“仁”释“礼”，将原本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外在的“礼”，转化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内在的自觉，使“礼”与“仁”相互渗透，互为表里，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
一般说来，“仁”与“礼”是统一的:“仁者”，必守“礼，’;循“礼”而行者，必为“仁”。但是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仁”就上升到主导地位，一是行“大仁”者不必拘“小礼”，上文提到的管仲改仕齐桓公就是确证。二是表面行为即使符合“礼”的要求，而其实质未必就是“仁”。所以当林放请教什么是“礼”的根本时，孔子回答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可见，孔子已经看到了表象与实质有些时候并不完全吻合，但他更重视表象后面的实质。
孔子主张复“礼”，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加之“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在当时就遭到了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学派的猛烈抨击。后世封建统治者，更片面的把“礼”作为巩固统治地位的工具，使之逐渐地失去了“仁”的内在灵魂，在今天看来，其中很多内容已经成为封建糟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经过孔子仁化了的“礼”，其本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尊敬他人，其精华部分，在民俗文化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已经融化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不仅如此，即使在当今人际交往和一些社会活动中，也不能不讲究必要的礼节和仪式。因此，孔子仁学体系中的“礼”，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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