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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析张东荪知识社会学视野中的真理观
[论文关键词]张东荪；真理观；不得不信之感：文化满足
[论文摘要]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对原有的真理相应说、配合说、效用说进行了分析，在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真理观。他认为，真理不仅有对不对、合不合、成不成之义，更重要的是要有不得不信之感及对文化的满足。由此他既反对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又反对真理问题上的相对主义，同时把真理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在认识论及知识论问题的研究上，张东荪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以自己的多元认识论闻名于当时的中国哲学界。随后，他又在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下，提出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同时参考心理学生物学以研究知识论的观点，把认识论上的问题合并在知识论中加以解决，建立了多元交互主义的知识论。其中，他对真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对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元还是多元、真理是动的还是静的等问题作了至今仍富有启发意义的回答。
一、知觉上的“对不对”并不等于“真不真”
真理是对知识如何为真、是否为真问题的探讨。在张东荪那里，知识可区分为个人对物的直接经验知识与非个人不对物的间接文化知识。如果把“真”理解为“对”，那么对物的经验知识确实有对不对之分别，其对不对的标准可求之于官觉验证。但张东荪认为，我们不应把知觉上的对不对完全等于真不真。他用正面的知识与负面的知识来说明此义。所谓正面是指“是什么”，人们感观上的所见所闻始终是正面的知识;负面则是指“不是什么”。负面的知识是经过反证的，相对正面知识来讲更为可靠，它是离知觉较远而更近于概念作用的一种知识。但人类决不甘心于只有负面的知识，因此总是一步一步寻求“是什么”之类的正面知识。正面的知识往往出于乍看，一个东西初看为甲，后来才知为乙，不久又会发现其为丙。因此，我们难以断定知觉上的所见何以为最后的、最可靠的知识。因此，张东荪以为，官觉上的所见所闻只可有对不对，但却不可就把对不对完全等于真不真。这样，“真”就绝不限于官觉上的验证—知觉上的对不对。值得指出的是，张东荪强调负面知识的可靠性强于正面知识与波普以证伪主义反对证实主义的思路如出一辙，但张东荪以负面知识和正面知识来分析真伪问题又是早于波普的。
对于非个人不对物的间接文化知识，张东荪以为，它本身就是文化，是为了扩充或改变我们已成的文化而用。经验知识也不能不受文化知识的影响，为文化所浸染。张东荪谈到:“我们在思想上，其方法，其态度，其工具，在在都受我们所造成的超有机体界的文化所限制。决无法不受其熏习，不袭用其方法，不借重其工具，不顺随其态度，而能另有所想，以得有真。故我们终日营营以求真理，而实际上所得的并不是一天一天切近于外在的自然界，乃只是以所见所闻为材料而加以组织，愈组织便愈变为解释，愈变为解释则愈为存于我们人类的内部。……其结果乃只是反而向内增其所得。因此我们不能把‘对’与‘真’并为一谈。因为真与对在性质上甚为不同。真只是在解释上，决不在官觉上。”就是说，文化知识即理论知识并不是真能显示外界的存在，而只是想解决文化内的不调和点而已。文化知识不论其题材如何，其本身都是文化的产物，是为了填补文化上的间隙，求得文化上的满足。因此，理论知识上之真与官觉知识上之真乃完全是两种，前者可称之为“满足”，是对文化而言;后者可称之为“对应”，是对外在者而言。
基于上述分析，张东荪以为，我们必须在官觉的征验之外另有所求，才能对知识之“真”有一个全面了解。在张东荪看来，真理是一个文化上的观念，离了文化就无真理可言。他认为，“真”是含有“问题性的”( problemic )，如果没有问题就无所谓真不真。问题由何而起，显然是由矛盾而生，而大部分的矛盾是本人的所见所闻与他人不同。这样，“真之发生”乃是由于社会，由于多数人互相订正才成为所谓“真理”。这样，真理就应主要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理解。
二、相应说、配合说及效用说是必要但不是充要条件
“真”之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真”之概念也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正是以此为前提，张东荪对已有的几种真理标准进行了分析，认为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对不对”、“合不合”与“成不成”都是必要的，但每一个又都不足以单独作为真理标准。
对于这一问题，张东荪在《新哲学论丛》中就已有所论及。他认为相应说以为内心与外物一致，或是心里的概念真能代表客观界的情境，便是真知识，因此又称为摹写、相符说、写真说或摄取说。在张东荪看来，如果相应说是真理唯一的标准，则任何人都不能断定，心影是否真能代表外物。因为除了用自己第二次的知觉或别人的知觉之外，并无另外的方法可以证明外物的原型。他认为:“此说的大弊病在把能知与所知认为两个绝对独立的东西。……殊不知所知是不能离能知而自存，能知亦离被知即不立。”符合说也称系统相和说或配合说，是说一个观念如果与其他已经承认的观念一致，就是真的;如果不能与我们的知识系统相符合，就是假的。张东荪认为，这种标准也有缺陷:第一，不一定所有的系统都是真的;第二，实际上没有绝对惟一的系统;第三，可能的系统不止一个;第四，纵使以合乎系统与否为真伪的标准，这个合乎系统也决不能仅指合乎论理的方式而言，必有更深的涵义。因此，我们应在符合说之外另求真理标准。效用说就作出了这样的理论尝试，认为认识并不是静的外观，而是动的体验，这样，真理就不具有固定的、静止的性质，而是一个证实的过程，真伪只是一个证实的结果。可以说，此时期的张东荪较为欣赏实用主义的观点，并试图用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解决认识问题。
在多元认识论中，张东荪重提知识标准问题。他认为，实在论者大多主张相应说，唯心论者大多主张符合说，唯用论者主张效用说。在张东荪看来，相应说、符合说及效用说这三者应合并起来。他说:“凡一个真理必是在所对上是相应的;在系统上是符合的;在未来上是有用的。倘使只有一个标准适用，则这个真理便不完全。”他认为，相应说只限于知觉的知识，对于抽象的概念与概念之关系，则是不适用的。符合说虽可以吸收相应说，但并不能完全取而代之，在知觉方面仍须适用相应说。而效用说只限于行为方面，尤其适用于未来行为，这与符合说并无冲突。既然以任何一个标准为惟一的知识标准都不完全，不妨将三个标准合并起来，而且这也是可能的。因此，在知识标准问题上，张东荪主张将相应说、符合说与效用说熔为一炉。
在《知识与文化》中，他又对这三个真理标准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他谈到:“第一是以对不对为标准。第二是以合不合为标准。第三是以成不成为标准。第一为对应说。第二为配合说。第三为效用说。第一似为官觉征验。第二似为论理圆满。第三即是行为成功。……见闻的证据，逻辑的连贯，与实行的成功，这三者，就消极方面言，都可以说是不可少的。因为一个知识而若能为真时竟不有可见可闻的证明，则必定不足令人相信。至于逻辑的连贯亦然。若一个知识在见闻上证明了，在实行上有效了，只是在逻辑上不甚讲的通，则这种真理总不免有缺点。换言之，即总不能为高度之真。实行的成功当然亦是同样不可少的。这样说岂非主张这三个标准都是必要的，但不是充足的么?即就消极方面言，三个标准都不可缺，但就积极方面言，无论有哪一个却总是不够的。”就是说，在张东荪看来，虽然这三个标准都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其中的任意单独一个，都不足以作为真理的标准。那么，应以什么作为真理的标准呢?受到西方知识社会学影响的张东荪已有了新的想法，而且作了新的理论尝试。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兼采众长是张东荪学术思想与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特点，他在其成熟的后期著作《知识与文化》中明确谈到他的这一特点:“观点虽然各各不同，但有时并非完全互相排斥。这是我们所应明白的。不过以往作这种研究的人往往因只取一种观点遂致将其他各种观点完全忽略了，而并非在实际上这些观点互不相容，……当然不能将这些观点一一平列起来，同时并取，然而在可能范围内务求使所取的观点能与其他各方面相调和，相容纳。”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调和折衷各种不同的观点，兼采众长正是张东荪自《新哲学论丛》以来的一贯学术立场。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张东荪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思想变化。虽然在多元交互主义知识论中他仍旧坚持三个标准的不可或缺性，但是他已经试图寻求另外的标准来补充完善这三个标准。就是说，真理不仅有对不对、合不合、成不成之义，而且更重要的是真理还要有文化上的功用，这也是他在多元交互主义知识论中的重要观点。
三、真理的文化功用
张东荪对真理问题是从问题、面观、学说、当事者、环境等五个观念来分析的。张东荪的所谓面观就是对象上“可能的变化”;所谓学说即理论、主张等，是由抽象的面观而产生的具体的答案;当事者即真理主体，或者是思想主体，或者是观察者;环境就是当事者所处的混合境况，包括身体、外界、社会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境况。他认为，真理起于问题，没有问题就无所谓真理;同一问题又有若干有限的可能的面观，面观潜伏在学说即答案中，但答案与面观并非一一相应，有时两个答案可以隶属于同一面观之下;这些答案、思想学说若离开了真理主体，并无是非可言，它们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这些学说有了真理主体就不再是平列的，真理主体就是觉得某一答案或学说是真理之人;真理主体又必为其环境所决定，就是说，只有在某境况中才会觉得某学说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理主体在某种境况下对于多数可能的道理而只觉其中有一个是不可不信的。在张东荪看来，不得不信之感是出于境况的决定，就是说，只有在某种境况下，真理主体才会对若干可能的变化中之某一种有不得不信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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