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家族文化批判

试析中国家族文化批判

　　论文关键词：余法社会 家族文化 批判

　　论文摘要：忠、考、礼、义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骄傲。然而，这种文化的挥垃却更多地体现在典籍之中，考察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中国文化中，文献芳述与社会现实的分裂令人睦目，“家族式”传统丈化的庄伪性使人深思。

　　论及文化问题，先得从文化的定义谈起。文化，一般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又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从本质上说，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本文试就中国家族式文化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表现的不同特点及其成因，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中国人的人格在文化层面的二重分裂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中华民族自从进入宗法社会，就一直维持着宗法制度和宗法文化。宗法制度，就是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等文化都是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而做它的表层构造。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是没有权利的，全家人都听命于家长。《诗经》说:“君之尊之。”政治首脑和宗族家长是一样的。(礼记》说:“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为家之“君”，君为国之“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孟子一语开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社会的文治武功。

　　宗法文化尊家长，所以教人以孝，“百善孝为先”，其余各个方面，都由此而来。国家政治、国家组织，都像家族内尊重家长一般尊重帝王、尊重统治者，所以又教人以忠。忠，是孝的道德信念在社会组织中的自然延伸。“以孝治天下”，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忠、孝不能两全，往往牺牲孝而尽忠，因为“君”是家长(家庭)的“家长”—最大的家长。天下大约所有的家长都是爱护自己的孩子的，统治者自然也应爱护自己的人民，因而人民百姓就是统治者的孩子，叫做“子民”。家长们做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于是构成一个“君仁巨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的充满爱的社会。寄希望于“诚意正心”，潜意识里亲子爱民的渴求对应着的“忠”、“孝”二字，是宗法社会的根本道德，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吹的一贯精神。

　　传统的家庭里，没有因为领导无方而自动下野的家长。家长再无能也是天定的。宗法社会的中国便是这样一个传统家庭的自然放大。只是在这个大家族制的社会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定”的“家长”打上了欺骗的烙印，因而在一定的循环周期之内往往就要来一次天翻地菠。中国文化表面上不尚力争，更不提倡战争，穷兵默武向为国之大戒，却到底改不了一治一乱，造反有理。鼓吹宗法文化的儒家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评说“春秋无义战”，不厌其烦地向世人描述一个人人安居乐业、遵循着繁复的“礼”的世界;道家主张小国寡民，“使有十百之器而不用之”，兵者是凶器;佛教也反对杀生，极力营造一个所有生物都和谐的人间天国;不受欢迎的墨家也是一再梦想着“兼相爱，交相胜”的理想社会;勇于向前看的法家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却无人理会。因为在一个相当于家庭的社会里，掌握话语霸权的家长要维持自己的家庭秩序，先是“尽收天下之兵”，然后无视自然产生的竞争，制造出充满着爱和忠孝的温暖的家庭氛围，以此掩耳盗铃。而在事实上不可能时，就使出高压钳制的手段，让人连动口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动手。因为动口是容易激起动手的。传统的领导艺术是要达到让人既敬又畏，和平头百姓保持距离。温情文化的传播者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两难境地中学会的是逃避现实，自欺欺人。莱溺向子路嘲笑孔子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接舆也说他“何德之衰”。在万马齐暗的时候，中国人做着大家庭的没有战争的温情梦。中国式的爱好和平有时不过是被家长们奸的结果，当然就体现不出中国文化的实质。长期的对外“协和万邦”的现实和理想不过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被迫做法。家长们深知孩子们内心的躁动，隋场帝杨广抚着自己的脖颈笑着对左拥右抱的妃殡们说“不知此头何人砍去”—毕竟“家天下”不等于宗法的家庭，孩子们和家长的角色转换随时可能发生，“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为了集中力量随时防备“祸起萧墙”，中国文化中成为定论的“善邻怀远”、“不事侵略”等得以变为表面现实。汉初高祖欲烹曾经教唆韩信自立为王的齐辩士蒯通，蒯通说:“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一语揭示了表象之下的全部真实，乃是“安内”的无所不用之其极。“爱好和平”，往往不过是宁愿忍辱负重也要苟安着得过且过的卑劣无耻根性的反映，哪能高谈礼教文明?“乱”的时候，各方势力机巧变诈，狱君犯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均贫富、等贵贱，南征北战，四处杀戮;“治”的时候，为了欺骗人们相信君权神授，实现主子和奴才之间“尊卑有序”，极力维持每个人都想打破的社会秩序，讲求“礼”的文化人至此才成了“天子”的宠物。每一次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形成之后，既得利益者就成为了“天定”的“家长”，重新洗牌，厘定规则，山呼万岁，社会分工不同，百姓各认其命，“人人皆可为尧舜”变为在自己的固定位置上死心塌地。社会分割，“安贫乐道”。既定的伦理关系取代了个人的努力奋斗，家长意志凌驾于任何人头脑之上，必然地导致权利与义务不相对等。最终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任子制、恩荫制、顶替制横行，老子英雄儿好汉。“民为贵，君为轻”在现实的统治秩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人人在暗地里对家长的权威垂涎三尺，社会地位改变之后就变本加厉，“替天行道”不过是壮烈牺牲一次社会生产，然后重新开始原始的游戏，人治的弊端到底改变不了，还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定”与“宁有种”成为家长的“主流文化”和子弟的“非主流文化”分流的源头，冠冕堂皇的教育文本和民众的思想脱节了，中国文化由此分裂。被统治者的文化，外在文本的文化、内在精神的文化构成了同质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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