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推荐
先秦儒家“义利观”与现代商业伦理的构建
【摘 要 题】商贸论坛·商业文化【 正 文】
义利观是商业活动的价值论，是商业活动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先秦经典儒家“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由此所派生出来的“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等思想便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这些“义利观”同商业公平交易、等价有偿、互惠互利等原则相融会，逐步成为传统商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并贯彻到商业活动的全过程。在提倡诚信经营，重构信用体系的今天，儒家“义利观”思想对构建我国商业伦理价值体系具有很高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义以生利、以义制利
商业活动的价值论是对人生理想和商业实践本身存在的意义的认识，先秦儒家对体现商业经营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的“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孔子说：“富与资，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一方面，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道德准则，做到“取之有道”，既合情又合理。因此，在儒家看来，商人要实现组织商品流通、媒介商品交易的社会职责，就要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这里的“义”是指道德追求，“利”是指物质利益。
首先，我们来看“义以生利”。这是孔子提出来的命题。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国派孙良夫等人攻打齐国失败，得到新筑大夫仲叔于奚的援救，孙良夫才幸免于难。为此，卫侯打算赠给仲叔于奚一些城邑，仲叔于奚辞谢，转而请求得到诸侯才能使用的三面悬挂的乐器，并希望能够像诸侯那样用繁缨装饰马匹以朝见，卫侯答应了。孔子听了这件事，便发表议论说：“这样做真可惜啊，还不如多给他一些城邑呢！”接着孔子进一步论述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致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孔子的上述论述，集中体现了他的“义利观”的系统思想。孔子“义以生利”即道义用来产生利益，或者说道德追求产生物质利益的思想，从渊源上看，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流行。据《国语·周语中》记载：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 周大夫富辰说过：“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国语·晋语一》也记载，晋献公时大夫丕郑说过：“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
其次，我们来考察“以义制利”。这是荀子明确提出来的命题。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利”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物质需要，“义”也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追求，义与利具有客观存在的必然性。但义与利之间，也客观地存在着谁制约谁，谁战胜谁的。只有“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即只有“以义制利”，使人人向善的方向，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使整个社会、各行各业（包括商业）、个人都得到真正的利益。
总之，先秦儒家“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明确表达了道德追求对物质利益的生成与制约作用，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先秦儒家“义以生利”、“以义制利”的“义利观”思想内核，贯彻到中国传统商业经营实践中，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商业经营理念上的“见利思义”；二是商业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三是商业经营效果上的“先义后利”；四是商业价值判断上的“重义轻利”。
二、见利思义
孔子指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而不忘乎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这里的“成人”是指道德完善的人。在孔子看来，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见利思义”。“见利思义”又叫“见得思义”，是孔子要求统治者必须考虑的“九思”之一。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所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患难，见得思义”。所谓“得”就是个人所得到的物质利益，在商业经营中可以理解为商业利润。儒家认为，品行高尚的人在个人利益面前，首先要考虑这种利益是否符合全社会公众的道德准则。因此，所谓“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在商业经营中实际上是对高尚的商业伦理价值的确认，是儒家商人必须遵循的商业经营理念。
要成功地经营商业，最重要的是确立体现商业经营指导思想的商业经营理念，而商业经营理念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经商赚钱，“见利思义”则成功，“见利忘义”则失败。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治产业，积居，与时逐”，“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家富“巨万”的秘诀就在于不贪利，薄利而多销，仅取“什一之利”。白圭经营农副产品，审时度势，以“智、勇、仁、强”的经营之道，讲求商业伦理价值对商业经营的反作用，被后人崇奉为“治生”祖师。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业和商人赢得了“无徽不成镇”，中国商界“遍地徽”的美名，其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他们不管是“先儒后贾”，还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都强调商贾的儒家道德观，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用义来指导商业经营活动，给百姓带来便利。
先秦儒家“见利思义”的思想，现在来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可以促进和完善我国市场体制，帮助工商建立正确的商业伦理道德。比如，在商业交易中要处理好交易主体双方的利益关系，注重互利互惠，公平交易。近几年大型连锁超市和专业连锁企业已经成为新的零售业态，其在商业零售领域的地位越来越强大，但是随之出现了厂商关系不平等地现象。由于市场商品严重供过于求，生产厂家急于推销产品，掌握零售终端渠道的大型企业便频频逼迫厂家降价，不但实行代销制，还对厂家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而且长期拖欠货款。这就是见利不思义，没有注重互惠互利原则，是典型的不公平交易。表面看来这些企业获得了利益。但这是建立在损害对方利益之上的，是不可能持久的。天津、福建、北京等城市不断有大型超市由于拖欠货款而倒闭的事实，就是很好的例证。
三、取之有义
孔子赞赏“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这一行为准则。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些话，说的就是“义然后取”或“取之有义”的行为准则。孟子也自觉地把“取之有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说，如果不合理，就是一筐饭也不能接受；如果合理，舜接受了尧的天下，都不认为是过分的。在儒家看来，“取之有义”还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孟子对伊尹帮助商汤取天下的行为颇为赞赏，认为伊尹的行为完全是以道义而不是以金钱为取舍原则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反过来说，如果符合道义，则应该“义”不容辞，这就是所谓的“取之有义”。
“义然后取”或“取之有义”的行为准则，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便表现为商业经营行为准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便是其生动的表述。这里所说的“道”主要是指商业行为的根本法则，即道德追求和精神价值。依儒家的观点看，是说做一名儒家商人，经商办，要遵循商业道德规范，要光明正大地赚钱，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伤天害理的生意。东汉时的王符说“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认为经商与务农、教书一样都应该以正业为根本，以邪辟为异端，不准贩淫奇，攫取暴利，这样才能使商业健康。《谢家书》记载：东汉时公沙穆派人到市场代卖病猪，事先交代说：“如售，当对买者言病，贱取其值，不可言无病，欺取其价也。”代卖者到市场后不说是病猪，高价卖出。公沙穆知道后，立即追上买主，退还多收的钱，并据实相告。买者说既已成交就不必退款，公沙穆坚决要退，“终不收钱而去”。公沙穆经商“取之有义”成为四方美谈，因而大富。而令人沉思的是，据《郁离子》记载：赵国商人虞孚在吴国卖漆，本来可以稳获厚利，但因渗杂使假，失信于民，结果商品变质，本钱亏光，沦为乞丐，饿死他乡，这就是“取之不义”的应有下场。
，企业“取之无义”的经营行为大量存在，制假贩假、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等等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有的经营者的行为违背了做人最基本的良心和道义。所以，儒家“取之有义”的商业行为准则，对市场条件下的企业经营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企业应以自己优质价廉、能够真正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来占领市场，讲求诚实信用，童叟无欺；尊重顾客的权益，“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顾客着想，尊重顾客的意愿和自由买卖的权利；在“价实、货真、量足、守义”的前提下，即在有利于满足顾客需求和欲望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的利润；遵纪守法，不做违背公德和有损于公共利益的经营，以增进社会福利和保护环境为己任，讲求利国、利民等等。只有如此，才能赢得社会大众的信赖，获得合理的利润。企业赚了钱，获了利，才可以扩大再生产，更新设备，不断开发出新产品，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结果是人我两利，即有利于消费者，又有利于企业，这就是遵循“取之有义”商业经营准则的必然结果。
四、先义后利
孟子说：“苟为后义而失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如果先讲利而后讲义，人们的贪欲就永远也不能满足；如果先讲义而后讲利，人人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会得到最终的利益。因为从来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讲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由此可见，孟子所谓“王何必曰利”，并非真的不要利，而是从统治者根本利益出发，强调统治者要带头讲义，从而取得先义后利的实际效果。荀子把义与利谁先谁后的提高到统治者个人荣辱和国家强弱的高度，他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又说：“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所谓“巨用之”，就是立足于大处，也就是“先义而后利”；所谓“小用之”，就是立足于小处，也就是“先利而后义”。做法不同，取得的治国效果就大不一样。
儒家“先义后利”的思想运用于商业经营领域，强调的是商人在考虑商业利益的时候，必须重视商业道德境界高低的问题。商业道德境界低，则“先利后义”，只注重眼前利益，目光短浅，必定没有一个发展的前景，甚至走向欺诈、坑蒙拐骗的末路；商业道德境界高远，“先义后利”，以国家、民众利益为上，胸怀宽广，高瞻远瞩，得道多助，必定会取得理想的商业经营效果，既利国、利民又利己。《战国策·齐策》记载的“冯谖焚券”的故事，正是商业经营中“先义后利”的典型例子，对今天的企业经营者仍具有很大的启示。有一次孟尝君派门客冯谖到封地薛邑去收债，说是收回债买些家里所缺的东西，结果冯谖到了薛邑便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赐给老百姓，并烧了那些债券。冯谖返回后，孟尝君问收债后买了什么，他说买回了孟尝君家里所缺少的“义”。过了一年，孟尝君不被重用，只好前往薛邑，老百姓扶老携幼步行百里来迎接孟尝君。这时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所给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在这个例子中，孟尝君开头确实损失了“利”（债券），最终却得到了“义”（老百姓的拥护与尊敬），对孟尝君来说这是最大的利了。
上许多商人立足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处，在保家卫国、反对侵略战争的“巨用之”上，表现出“先义后利”的远见卓识。《史记》记载：“穆公元年春，秦穆公使三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郑国商人弦高的机智和义举，挽救了郑国。西汉时，国家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骚扰，商人卜式提出愿把自己的一半家产献给国家作防务费用。当人问他为何这样做时，他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匈奴可灭也”。徽商捐资修路、救济灾民等“义行”、“义举”，也体现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收到商业经营效益日益增长的长远效果。
企业经营者要发挥儒家商人“先义后利”的理念，从建设高度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出发，正确处理好企业利益（“利”）与社会道德要求（“义”）的先后关系，做到“先义后利”。在追求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国家、社会和消费者利益，树立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的理念，做到守法、守纪、守信，以自己现代新商人的文明形象，取信于民，先人后己，在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更大的企业经济效益。
五、重义轻利
荀子说：“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卷善重义轻利，行显明。”传说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舜要把天下让给卷善，他们都不肯接受。荀子认为，这表明了他们的行为是“重义轻利”，光明正大。孔子指出：“君子义以为上”，这里的“上”是崇尚、尊贵的意思，“上义”也就是重义。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行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性命和道义都是人生的最大利益，二者都是健全的人生所必需的，但二者发生矛盾、不可兼得的时候，孟子主张牺牲生命而保存道义，可见孟子也是“重义”的。至于轻利，孔、孟、荀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从孔子主张的“罕言利”、孟子主张的“何必曰利”、荀子主张的“羞利”等观点来看，先秦儒家在权衡“义”与“利”的轻重时，常常体现出“轻利”的思想倾向。
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承认“义”、“利”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承认物质利益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评判标准，也成了商业价值的评判标准。这种“重义轻利”的商业价值评判标准，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太史公司马迁重视商业经营，作《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司马迁强调，“致富”必须依靠“诚一”，所谓“诚一”即“重义”。只要能做到“诚一”，不管从事煮盐，冶铁等垄断性行业，还是从事“卖浆”（卖茶水），“酒削”（磨刀剪）等“小业”和“薄技”，都能致富。徽州商人吴鹏翔“重义轻利”，在商业经营中重视商品质量，不售伪劣商品。有一次他与人签约购进300斛胡椒，有人发现这批胡椒有毒，卖主唯恐惹祸，找到吴鹏翔要求收回胡椒，中止契约。而吴鹏翔既不售货，也不退货，竟不惜血本，将800斛胡椒全部付之一炬， 以防退货后卖主再行“他售而害人。”
不可否认的是，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倾向，也给后人带来某些不好影响。董仲舒、程颐等片面强调“重义”的一面，把以义克利的道德要求不加限制地强加到普通老百姓身上，否认物质利益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违反了先秦儒家“重义轻利”所规定的前提和范围。明代思想家高拱也认为，程、朱之流的“天理人欲之辨”，抽掉了义（天理）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违背孔、孟本意的。目前，我国面临着从文明社会向后工业文明社会过渡时期的许多问题，面临着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先秦儒家承认物质利益，讲求富国富民前提下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评判标准，仍然可以成为对企业经营者进行商业道德的良好教材。
【】
［1］朱熹.〈四书集注〉［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2］〈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3］李维奇（译）.白话国语［M］.长沙：岳麓书社，1994。
［4］白话荀子［M］.长沙：岳麓书社，1991。
［5］黎红富.儒家管［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6］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
［7］清.嘉庆.休宁县志（卷15），人物，乡普。
［8］李瑞华.中国商业文化概论［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128。
［9］姚会元.徽商的启示：商亦不必奸［J］.福建论坛，1997，（4）。
［10］松下幸之助.实践经营［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9。
【先秦儒家“义利观”与现代商业伦理的构建】相关文章：
浅析先秦儒家天人观的生态伦理思想探微02-27
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构建03-21
试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预设02-27
浅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03-11
现代企业伦理的基本特征及构建策略02-27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价值探究之一-论孔子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11-21
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下]03-21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述略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