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科普教育运动述评

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科普教育运动述评

　　[论文关键词]科学大众化；科普教育实体；科学报刊杂志；科学小说；科学教师

　　[论文摘要]在当前科学教育普及热潮之际，对兴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科普教育运动作必要的回顾与梳理，从中汲取其普及科学教育的有效措施和方式对当前的科学教育普及将不无裨益。这些措施主要有：(1)创办科普教育实体，使之成为推进科学教育普及的主要阵地；(2)发行通俗的科学报刊杂志，刊载通俗的科学作品；(3)翻译和创作科学小说；(4)培养科学教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内兴起了一场科学教育普及热潮，又称科普教育运动。主要表现为:以鲁迅、陶行知为代表的科普教育思潮的形成。受其思想的感召与指引，一批教育界、科学界的个体和团体纷纷投人到科学教育的普及中来，遂在实践领域导引了一场声势颇为浩大的科普教育运动。其影响一直流衍于四十年代末期，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战后的民主建设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其在实践领域卓有成效的业绩不仅得益于科普教育思想的指导，更得益于一系列有效的科普教育举措。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科普教育运动进行回顾和梳理，重温其实施的具体手段与措施，对今天科普教育实践的顺利开展将不无裨益。

一、创办科普教育实体，建立普及科学教育的阵地

科普教育实体多是由热衷于科学(教育)普及的教育家或科学家汇聚在一起，相约创立的科普教育机构。在科学大众化运动中，这些来自民间的科普教育实体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机构往往集结了一批热心科普教育事业的专家和学者，在发行通俗科学报刊杂志、翻译和创作科学小说以及培养科学教师等方面发挥着中坚作用，成为科学教育普及的主要阵地。

这一时期的科普教育实体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教育家创办的致力于科学教育普及的教育机构，另一类是由科学家创办的注重科学宣传和普及的科学团体或组织。前者以陶行知等人创立的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等为代表，后者则以中国科学社和中华自然科学社及其附设机构为主流。

1.陶行知创办的科普教育实体

1931年从日本流亡归来的陶行知，一方面有感于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强在科学之发达”，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当时科学教育的诸多弊端，开始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倡导把“科学”嫁给人民大众，与农民“喜结良缘”。是年夏，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下，陶行知与戴伯韬等人创办“自然学园”，专门从事科学实验、科普创作和科学普及工作。1932年，陶行知又与上海儿童书局合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在他看来，“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是普遍下层科学训练之发端”。其后，伴随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日臻成熟，他开始着手创办与民众生活融为一体的科普教育实体。如1932年以后相继创办山海、更晨、萧场、报童、棉花等工学团，力图实现“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目的。此外，为使更多的下层民众，如老妈子、拾垃圾的孩子能了解现代科学成果，陶行知还与广播电台共同创办“空中学校”。由陶晓光每天用大众能听懂的语言，在科学园地节目中演播20分钟的科普知识，内容包括“老少通千字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等。抗战爆发后，陶行知的科普教育努力也未就此停歇。1938年11月，在香港创立中华业余补习学校。1939年7月，在重庆北磅创建育才学校，专事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并希望将他们培养成“抗战建国之人才”。

2.中国科学社的科普教育机构及其主要活动

有鉴于中国科学落后，“知科学者有如凤毛麟角”的现状，中国科学社自其成立之初即负起“传播科学，绍介新知”的启蒙之责。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三十年代以后，在科普教育思潮的激荡下该社进一步加大科普教育的力度，通过设立科学咨询处、建立图书馆等多种方式来推动科学的普及。

(1)设立科学咨询处。有感于时人有科学难题却无处咨询的情况，中国科学社于1930年7月设立科学咨询处。他们申明:“凡实业团体以及青年学子遇有科学上疑问无处解答者，可经函本社，由本社专家社员详为解答”。起初，所有问题和答案都刊载于《科学》月刊。后来，科普杂志《科学画报》创刊以后，科学咨询遂移至该刊。据悉，由于《科学画报》发行量较大，来信咨询者也逐渐增多，有时每月来信询问者达50余件。针对这种情况，科学社还成立了以竺可祯、韩组康等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解答。

(2)设立图书馆。自科学社迁回中国以后，即开始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筹建图书馆。经过积极而紧张的筹措，1931年1月上海明复图书馆正式开馆，其中馆藏中西图书2万余册，杂志200余种。图书馆除向本社社员开放以外，经过一定的手续办理也可以向非社员的一般民众开放，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的普及。

此外，科学社还成立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专门负责科学图书的发行和科学仪器的制作，并通过举办各种科学展览等形式推动科学的大众化和社会化。该社生物所于1934年1月29日举行的生物学展览会取得很好的社会反响。展览会原拟展览十天，由于观看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又临时决定延长了六天。参观人员除本社社员、科技工作者之外，还有大量的社会民众，各类人员达1万人以上。

3.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普教育机构及其主要活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同仁们认识到“我国科学之不发达，是由于懂得科学的人太少，以致国家的科学文化很难提高;要提高必须作好普及工作;科学普及了，广大人民就掌握着科学，能利用科学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从而提高社会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水平。因此决定走科学大众化的道路，从事普及科学运动。”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中华自然科学社还设立社会服务部，主持科学普及工作和科学生产事业，举办战时技术训练班、通俗军事科学讲习班，组织战时科学问题讨论会和战时科学服务团，利用中央广播电台和各地民众教育馆等处所，举行通俗科学讲演，实行科学电影教育，还编纂了《国防科学丛书》，在《科学世界》中充实有关抗战的科普资料，努力使科普教育工作服务于民族抗战的时代主题。

二、发行通俗的科学报刊杂志，铸造科学教育的喉舌

作为科普教育的先驱，鲁迅十分推崇通俗科学报刊杂志的作用。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即指出，“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然而，时至二十年代末期，科普报刊奇缺的状况并无多大改观。为此，陶行知呼吁作一家及出版界“编辑出版一种真正的大众画报”，倡议投稿的人用新文字(拼音文字)写大众文，出版社编辑大众能看得懂的科普杂志。

响应于这些倡议，在科普教育热潮兴起后，主要的科普教育推进个体和团体或撰著通俗的科普作品，或发行科普报刊杂志，或利用原有期刊登载大量的科普作品，一时间，面向大众的科普读物如雨后春笋般扑面而来。

作为科普教育的主要推进个体，鲁迅、陶行知、茅以升等大批的教育家和科学家开始积极参与到科普作品的撰作中来。此外，陶行知还亲自创刊《生活教育》刊载大量的科普作品，并于1934年5月，在《生活教育》月刊上专门开辟“科学新知”、“科学生活”和“大众科学”等栏目，开展科学普及教育，先后登载丁柱中等十余人的科普作品达1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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