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朝时期江南大族形成过程及其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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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迭起，大批移民南下，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南方政权从本身需要出发，加强对外联系。由于这时印度高僧络绎前来广州，为广州和印度的文化交流打开了局面。

　　孙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广州刺史吕岱平定了士徽的反抗，巩固了在岭南地区统治后，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等人前往林邑(又名占婆，在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堂明(今老挝中部、泰国东北部)等地访问，并在扶南和天竺(今印度)的使者有所接触。他们经历和传闻的国家有一百数十个之多。回国后，朱应撰写《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写《外国传》，这使我国对东南亚有进一步的了解，彼此之间建立了良好关系。孙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扶南遣使来赠乐人及土特产，此后来往密切。据古籍记载，自孙吴至南朝，林邑来使达20多次，扶南来使达30多次。我国文化传入林邑、扶南、堂明。堂明的制酒、养蚕技术就是从我国传去的。林邑、扶南所产的吉贝(棉布)、金属品、玳瑁、沉木香、贝齿、象牙、翡翠等经常传入我国，我国则回赠以珍贵的丝织品。埃及制造玻璃的技术，也在这时通过印度传入广州。按照我国器物的形制、种类和装饰图样，采用本地原料，广州生产出单色或多色的玻璃碗，后因销路不畅而工艺失传。

　　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大秦国曾派遣使者前来广州，转往京都洛阳，赠送火浣布等礼物。晋穆帝升平四年(公元360年)，我国商品已出现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巴达尼亚地方的市集上。晋安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我国僧人法显在狮子国(今锡兰岛)看见当地用我国白绢麻供佛。我国南方镀制金银的工艺，也在这时传入埃及。

　　南朝时候，据李廷寿《南史》记载：林邑、扶南以及在今泰国境内的金邻国(又名金陈，位于暹罗湾一带)、顿逊国(位于万伦湾一带)、狼牙修国(位于北大年一带)，在今马来半岛的盘皇国(位于彭亨)、丹丹国(位于吉兰丹)，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的盘盘国，在今爪哇岛的诃罗单国(又名阇婆)、阇婆婆达国，在今苏门答腊岛的干陀利国，在今巴厘岛的婆利国，以及狮子国、天竺国、波斯国(今伊朗)、大秦国等，都先后备礼前来我国访问，我国也回赠以厚礼。他们很多从海道来到广州，然后转往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从而促进了广州和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在广东英德县浛洸石墩岭和曲江县南华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曾先后出土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6～651年)的银币，可知当时广州已有波斯或阿拉伯商人前来贸易或居留。这时我国海船通过波斯湾到达幼发拉底河口，并来到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亚丁。随着贸易的开展，波斯艺术也由海道传入我国南方后再传入内地。现在仍能看到的著名文物，是江苏南京、丹阳等地南朝陵墓前的希腊式石柱和有翼兽的立体雕象。它具有我国风格，是中外文化融合的产物。

　　对于当时广州的盛况，萧子显《南齐书》的描述是：“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州)、广(州)富实，牣积王府。”作者认为这是我国政治影响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这期间，除使者和商人外，不少印度僧侣来到广州。晋惠帝时，天竺名僧耆域来到广州传播佛教，并为人治病，很有效验，至惠帝光熙六年(公元306年)前往京都洛阳，后因中原战乱，返回天竺。他是由海道前来我国的第一个佛教徒。从此印度等地名僧络绎前来广州，再转往我国各地传教。例如，晋安帝隆安三年至五年(公元397～401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名僧昙摩耶舍在广州王园寺(今光孝寺)译经传教，译出《差摩经》一卷，至安帝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前往长安、江陵(在今湖北)等地，以后前往西域。宋文帝时，罽宾国名僧求那跋摩取道狮子国、阇婆国来到广州，至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前往京都建业(今南京)译经传教。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中天竺名僧求那跋陀罗来到广州，后为朝廷遣使迎至京都译经传教。齐高帝建元初年(公元479 年)，中天竺名僧求那毗地来到广州，后往京都建康(今南京)。建元三年(公元481年)，中天竺名僧昙摩伽陀耶舍在广州朝定寺译出《无量义经》，此经传至京都，广泛缮抄流传。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一说在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菩提达摩(简称达摩)来到广州，在西来庵(今华林寺)传教，以后前往建康、洛阳、少林寺，他是我国禅宗的始祖。禅宗提出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精神，对我国思想界有很大影响。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说：“历史事实表明，有许多进步思想家受过禅宗打破权威的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批判封建传统权威的.积极的作用。”武帝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西天竺名僧波罗末陀(又名真谛)来到广州，至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到达京城建康，后又回到广州，前后翻译了佛教经论纪传64部，278卷，其中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论著，他是我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其余为鸠摩罗什、玄奘、义净)。上述僧人在传教的同时，还传入了印度的哲学、文学、医药、天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对我国文化有深刻和广泛的影响。赵朴初著《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说：“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佛教还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在音韵学方面，如过去中国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至于我国佛庙建塔塑象、绘制壁画，举行宗教仪式时行礼奏乐，这都和印度文化传入有关。现在，广州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它为古老文明的广州增添了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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