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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写作中的比喻艺术
一、简喻与繁喻比喻是个大概念，或日总概念，母概念。最为通俗简单明了的解释就是“打比方”;稍为详细具体深入的解释，即“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就用另外的事物来比拟思想的对象，叫比喻。”
众所周知，比喻可分明喻、暗喻、借喻，本文主要谈的是明喻。明喻是本体、喻体、比喻词三者皆备的比喻形式，其本体就是“思想的对象”，喻体就是“另外的事物”，比喻词就是将喻体和本体联接起来的中介和纽带;之所以能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是冈为它们之问“有了类似点”。
本体和喻体是比喻的两大主干，彼此依存，相辅相成。由于每一比喻中本体和喻体—— 特别是喻体——简繁略详的不同，又可分作简喻和繁喻两大类型。所谓简喻，就是简单型的比喻，其本体和喻体皆为单一的事物，其句式也非常简洁，不枝不蔓，犹“删繁就简三秋树”。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就是典型的简喻，本体是“明月光”，喻体是“地上霜”，比喻词是“疑是”，一目了然，何其简约。又如“声如洪钟”(苏轼《石钟山记》)，“我们像两只兔子”(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皆为简喻。简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所用最广，所见最多，可谓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多有简喻，如“有女如玉”(《死有野麇》)、“首如飞蓬”(《伯兮》)、“卷发如虿”(《都人士》)等;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更是不胜枚举。简喻几乎人人会用，只是巧妙不同。
简喻虽然运用最为广泛，最为普遍，也不乏巧譬妙喻，但它毕竟是原始性的比喻，也是相对低层次的比喻。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比喻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将这种在简喻基础上发展起来与简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繁杂性比喻，称之为繁喻。繁喻是简喻的扩展和延伸，生发和衍化，其喻体和本体，或二者中必有其一，特别是喻体，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事物，而是多个事物，或者是一个复杂的事物。我们将一切繁杂的比喻都统称为繁喻，但具体说来，又可将繁喻分作博喻、象喻、详喻等多个类别和层次。
首先来谈博喻。
繁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是博喻，因为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在其剧作中常用和善用这种比喻，故又被称作“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何为博喻呢?有人下了这样的定义：“博喻，或叫复喻。即用两个或更多的喻体，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本体的特征，使事物被描绘、说明得淋漓尽致。” 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就是“一连串把五花)ki'q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 简言之，博喻就是多喻体的比喻。
虽然博喻是一种复杂化了的高级化了的比喻，但在中国也并非近现代才有，更非今日才有，而是古已有之，《诗经》中就屡见不鲜。如在《卫风·淇奥》一诗中，就有两个博喻，一个是“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个是“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前者有切、磋、琢、磨四个动词性喻体，后者有金、锡、圭、璧四个名词性喻体。而两个博喻又共有同一个本体“有匪君子”，如果将两个博喻合二为一，那就是八个喻体同喻一个本体。
苏东坡有一首诗名《百步洪》，是写洪水的，其中比喻洪水奔泻道：“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一个博喻用了“兔”、“鹰”、“马”、“弦”、“箭”、“电”、“珠”七个喻体，而且都是动态性的喻体。
再如鲁迅杂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博喻：“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是一个反喻，其中有四个否定性的喻体。
还有另一种形态的博喻，跟上述的略有不同，即不是几个喻体直指一个本体，而是各个喻体各有各的本体，形成几个并列排比的简喻;每个简喻的本体，又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大的本体的一部分。被后人称绝的《诗经·硕人》中的一组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分开看是四个独立的简喻，统一起来看便是一个博喻，其本体是硕人的体貌，而手、肤、领、齿这些分本体、小本体都是总本体、大本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这个总本体并没在文字中出现，但是一个无形的存在。
再看我国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的这样一个例子：“它的刀尖犹如大鹏鸟的角'/它的背亚赛水晶光灿烂，/它的刃如闪电掣长空，/它的头似初八月儿弯，/它的颈饰如海螺华曼一串串'/它扬起时如黑旗招展，/它挥舞时似山曜耀半天，/它砍劈时似阎罗到世间。”此博喻中，共含八个简喻，这众多的简喻又共同地形容一个本体：它，也就是刀。而各个简喻又分别比喻刀的某个侧面，如“大鹏鸟的角”比喻“刀尖”，“水晶”比喻刀背，“闪电”比喻刀刃，“黑旗招展”比喻刀“扬起时”的形态，“阎罗到世间”比喻刀“砍劈时”的威力，等。
博喻在文学写作中运用得也比较广泛，俯首可见。因为博喻的相对复杂，喻体的多元，故而对本体事物的描绘、形容、说明因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而更为形象，全面，立体。钱钟书形容博喻“乃如四面围攻，八音交响”，并称道“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 。因为博喻总与排比联系在一起，连波叠浪，也就增强了语言的气势和感染力。其次来谈象喻。何为象喻呢?象喻是不同于博喻的另一形式的繁喻，博喻是喻体的增多，而象喻则是喻体的放大。
象喻的本体和喻体，特别是喻体，不再是一个静态的事物，而是某一事物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并由主形象串连起其它一些次形象，构成一个流动的场景和画面。大约此类比喻中多有图象，故有人谓之象喻，“象也者，像也” J。因为这种形态的比喻在荷马史诗中大量出现，甚或是荷马所首创，故又被称为“荷马式的比喻”。且举荷马史诗之《伊利亚特》中的一例为证：有如一团烈火从深邃的壑峡沿着干燥的山麓燃起，把整个山林燃着猛烈的狂风赶着烈焰到处肆虐，阿基琉斯也这样恶煞般挥舞长枪，到处追杀，鲜血淌遍黑色的泥土。
此喻中，喻体在前，本体在后。本体不只是阿基琉斯这个人，而是他的杀敌情状;喻体更不只是“一团烈火”，而是烈火从燃起到肆虐的一个运动过程。
这个比喻中既有阿基琉斯、恶煞、长枪、鲜血、泥土、烈火、壑峡、山麓、山林、狂风、烈焰等诸多形象;又有挥舞、追杀、淌遍、沿着、燃起、燃着、赶着、肆虐等诸多动作，行为;还形成阿基琉斯英勇杀敌和烈火燃烧的两幅虚实对举相映生辉的壮观图景。这是一个典型的象喻，将象喻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再看荷马史诗之《奥德赛》中的一例：他向前走去，有如生长荒野的狮子，心里充满勇气，任凭风吹和雨淋，双目眈眈如烈火，走进牛群或羊群。或者山野的鹿群，饥饿迫使它去袭击羊群以果腹，甚至进入坚固的栏圈。此喻中，本体在前，喻体在后，本体比较简单，但也并非一个静态的人，而是一个人的行动：他向前走去。喻体却非常繁复，并充满了想象和联想。
象喻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其例。如“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就是个简单的象喻。
除了博喻和象喻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形态的繁喻，在这里统称详喻。所谓详喻，即喻体虽非博喻、象喻，却也比较详杂繁复。详喻大约有这样几种主要形态：一是喻体是某一事物的延展和生发，如欧阳修《秋声赋》中比喻秋声“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其中的“赴敌之兵”喻体的核心，也就是主体，而后面的“衔枚疾走，则是对主体的生发补叙，可以称之为延体。
延体也是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主体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完整复杂的喻体。二是喻体是南主体和它的解说两部分构成，如“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围城》)此喻中，“恶毒”是本体，“砂砾”和“刺”是喻体的主体，而“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则是对主体的说明解释，可以称之为释体。释体也是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喻体不是某一事物及其延展，而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如《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触龙以赵太后远嫁其女为燕后并“必勿使返”的故事为喻，说明什么是真爱大爱的道理。钱钟书的小说中，也不乏以故事为喻体的例子。凡寓言，也便是以小故事为喻体。除了上述三种情形外，还有其它一些详喻形态，不一一例述。
简喻和繁喻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繁喻中的博喻、象喻、详喻也是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有时彼此融合，混为一体。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各种比喻形式多元共存，杂陈交错，争奇斗艳，才能色彩斑斓，摇曳多姿。
二、近取譬与远取譬朱自清在其《新诗的进步》一文中，曾提出“近取譬”、“远取譬”两个相反相成的概念。取譬就是“假象取偶，以相譬喻”(《淮南子·要略》)，也就是选取喻体，进行比喻。
喻体的近、远，是就喻体与本体的关系而言的。喻体与本体之间的差别少，距离小，类似点多而显，关系相对紧密，即为近取譬;反之，则是远取譬。人们在运用比喻时，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自然是选取喻体。一个本体可以有若干个喻体，就像一个人可以有若干影子一样;但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或几瓢饮，选取什么喻体，便关系到比喻的巧拙成败，也见出作者的知识素养和艺术功力。墨家有言：“异类不比”(《墨子·经下》)，这是就物理规则而言的;但就文学规则来说，却与之不同，甚至相反，故有人说，“同类不比”，“凡喻必以非类”。类即具有一定共同属性的事物的聚合，是事物相互区别的标识。类有同类、异类，小类、大类之分。类别是相对而言的，也是富有弹性的，在此前提条件下属于异类的，在另外条件下可能变成同类;同样，在此前提条件下属于同类的在另外条件下则成为异类。比如人与熊猫，一个是人类，一个是兽类，无疑是异类，但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大的范围内，却变成了同类— — 同为动物类、生物类。梁山伯和祝英台同为人类，又是异类：男人类和女人类。
既然类是动态的，相对的，变化的，那么，“同类不比”、“凡喻必以非类”这样的命题，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非绝对的，因为任何两种事物既是非类又是同类。除非同类之类就是本体自身，如以太阳比太阳，月亮比月亮，李白比李白，岳飞比岳飞，便意义不大，或没有意义。但自身也是变异的，今日之我就不是昨日之我，彼此相譬也未尝不可。
任何事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共同属性，类似点，正如任何物体之间都会有引力一样。因此，所有事物之间不是能不能比的问题，而是近取譬还是远取譬的问题，是优比还是劣比的问题。喻体多多，只能取其最佳者。
近取譬是文学作品中，特别是通俗化大众化的作品中，最为常见最为普及的比喻途径和形态，因为喻体与本体的相似成分多又明显，故作者易于运用，读者也易于理解。如“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李贺《马诗·其五》)“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铁凝《哦，香雪》)“就说那张应当长着茸毛的脸上，竟然光溜溜的，简直像个烧水的圆铜壶。”(夏目漱石《我是猫》)上举几例便都是近取譬，其喻体“雪”、“钩”、“胸脯”、“圆铜壶”既是常见之物，形态可掬，又分别与本体“沙”、“月”、“山”、“脸”相似处多而显，读者一看就懂，一听就明。近取譬虽属低层次的比喻，但并非等于劣等的比喻，妙喻如珠者并不鲜见。
远取譬在一定意义上是更高层次上的比喻，更受到一些美学大家和文学大家的嗜爱和推崇。黑格尔说“隐喻也可以起于主体任意配搭的巧智，为着避免平凡，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之中找出相关联的特征，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 钱钟书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 无论黑格尔说的“不伦不类”、“相隔最远”，还是钱钟书说的“不同处愈多愈大”、“分得愈远”，都是指远取譬;而“避免平凡”、“出人意外”、“愈有烘托”、“愈新颖”等，则是指的远取譬的艺术效果。
远取譬“以不类为类”，即喻体和本体近看“不类”，远看则“为类”。其具体情况大致有三：一是比喻的本体和喻体都为具体实物，即同为物质领域的东西，但二者所属的类别却相隔比较遥远。徐志摩在《再别康桥》里将“金柳”比成“新娘”，钱钟书在《围城》里将“鲍小姐”比成“熟食铺子”，舒婷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将“我”比成“老水车”、“矿灯”、“稻穗”等，便皆属此类。
二是本体和喻体中，有一实一虚，也就是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精神层面的，观念形态的。多见的是本体为虚，喻体为实，如“粉红之记忆，如道旁朽兽，发出奇臭”(李金发诗《夜之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词《虞美人》)也有本体为实喻体为虚的，如“归燕的平和之羽膀，像是生命的寓言”(李金发诗《夜之来》)，“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围城》)前两例是以具体喻抽象，以实喻虚;后二例则是以抽象喻具体，以虚喻实。
三是比喻中本体和喻体都是抽象事物，观念形态，二者皆虚，以虚喻虚。如四书之《大学》中，有语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其中的本体是“诚其意”，喻体是“恶恶臭”和“好好色”，一本二喻，为博喻。无论是本体，还是喻体，都是意识形态精神领域的事情，此喻便是以虚喻虚。又如“鸿渐真要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鸣时的鬼影，或者道家‘视之不见，抟之不得’的真理了”(《围城》)。此喻也是一本二喻，也是以虚喻虚。
以实喻虚，以虚喻实，以虚喻虚，三者之中都有一个虚字。虚即抽象事物，进人比喻中，一般就是远取譬。
远取譬是在近取譬基础上的发展。可以说，近取譬是普及，远取譬是提高;近取譬是俗喻，远取譬是雅喻。所谓俗喻，就是喻体为大众化、通俗化的具体事物，如“面如满月”、“大弦嘈嘈如急雨”(白居易《长恨歌》)，“雪仿佛是一匹白色的织锦??有如一件件尸衣覆盖在大地上。”([苏]鲍·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之类，其中的“满月”、“急雨”、“织锦”、“尸衣”皆为人们司空见惯、耳熟能详之物，都是近取譬。而雅喻则是相对高深奥妙的比喻，喻体高雅不俗，且多为远取譬，如“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秦观《鹊桥仙》)“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乘你的拳头像兰花未放”(闻一多《我要回来》)，等。钱钟书的《猫》中，有这样一例比喻，即将女主人公李太太的一笑比作“像天桥打拳人卖的狗皮膏药和欧美朦胧派作的诗”。此喻中有两个喻体，一是“狗皮膏药”，一是“朦胧派作的诗”;很显然，前者俗，后者雅，后者较之前者与本体的距离更大，是远取譬。
比喻是一种智慧，一种天赋，一种创造，远取譬尤其如此。若要提升比喻的层级，深入比喻的堂奥，达到比喻的极致，就必须善待和善用远取譬。掌握好远取譬，犹“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而驾驭好远取譬，又必须做到脑富、眼慧、心智。
脑富是说，大脑里要有丰富的知识。比喻需要选择喻体，喻体来自知识，知识越丰富，所供选择的喻体也就越多，比喻的天地也就越宽广。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诸子百家，世态万象，自然与社会，自然与经济，文学与哲学，各种知识领域，都是喻体的渊源和宝库。凡比喻大家，都是中外兼通知识渊博之人，如鲁迅、钱钟书、李金发等。他们的诸多远取譬，绝非学浅识寡者所能穿凿。
比喻艺术只有在理论琼浆的不断浇灌下，才能绽放出灿烂的永不衰败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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