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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玄同论”思想对我国现代公共管理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21世纪的中国，既要借鉴先进公共管理模式在西方国家运作的成效，也要挖掘出我国古代政治哲学中优秀的管理精髓。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组织涣散，在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公众满意度低，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问题比较突出。鉴于此，汲取老子政治哲学中优秀的思想，对我国现代公共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人类在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丰富了人们的内涵，但同时也出现了与人异己的力量。现实生活中的创造与异化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可以通过“玄同”在精神上超越它。玄同，精神境界的一次超越。这种超越不是取消客观差异，而是对客观现实中差异的超越。
玄同境界亦即常德境界，“常德乃足，复归于朴。”“道常无名朴”。有学者用婴儿、朴来比喻玄同境界，玄同境界保持了人的本真之性，无是非利害善恶之辨，婴儿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无差别的和谐世界。玄同，是寻求缓和与化解对立，在精神上超越对立的差别。玄同境界是一个和谐的境界，老子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是谓玄同”“，玄同”意为深层次的同一。“玄同”亦可理解为本质上的和同。老子认为，要挫去人们的锐角，解开人们的纷争，和合和吸纳人们的光彩和尘埃，这就是“玄同”。故而，不能因为得到权势而使人亲近，给人格外的利益，也不能因为得到它而使人疏远;更不能因为得到它而加害于人;不能因为得到权势而使亲者尊贵，使微者卑贱。这是老子关于如何达到玄同境界的最集中的表述。老子思想对我国现代公共管理的启示作用和深远意义，包含了以下三方面的超越与和谐。
超越世俗的“有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无与有的统一，无与有的玄同，是道的本质。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一切顺自然规律来做事，看似无主体作为，实际是无主观强作妄为。因为是顺自然而为，所以才能有“无不为”。王弼把“无为”理解为“顺自然也”。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道法自然。自然是客观事物的本质，万物自然而然地生，自然而然地长，自然而然的衰亡，没有任何意志主宰，没有任何外力推动。老子说：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著名学者冯契解释说：“‘道’自然而然而不是有意识地产生、推动、长成万物，自然地产生而并不把万物据为己有，自然地推动而并不自恃为有力，自然地长成而并不为之主宰‘，道’并不是一个有意志的造作者。”可见，这种“为”是“道法自然”之为，是效法自然法则、顺万物本性自然而然地“为”。老子认为“爱民治国，能无为乎?”老子希望国君治国能够遵循无为原则，让民众顺性生活。
有人说：“无为无不为”是君人南面之术，或者说是君主治国的策略原则，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在《老子》中，“无为”确实大都是指圣人的行事原则。但是圣人不等同于君王。老子对现实社会的统治者并没有寄予厚望，而只是淡淡地劝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所说能够实行“无为”原则的圣人，是理想中能够体道的人，是能够让民众自正、自富、自朴的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没有个人特别的意愿，人民就能依照自己的个性去顺应变化;我喜欢平静的适应天性的生活，人民就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过正常的生活;我不谋求什么功业，人民就能按自己的方式去致富;我能以没有特殊的欲望为意愿，人民就能依照自己的个性淳朴处世。无为而无不为的圣人即使是国君，其境界也必高于国君，他是带领民众回复本性，进入自然高度、和谐境界的引领者。老子也同样希望侯王能够守道循道，将会比较容易使人民百姓自正自化。道生万物，道赋予万物以本性，物性得之于道，即“德”。不仅物性得之于道，物之功能亦得之于道。在本质与功能上，道与天地万物是合一的，同于自然。人性与人之功能亦得之于道。人的功能只有无为而无不为时，才能与道合一，才是天人合一，才能与天道自然充分和谐。但是，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半是自觉半是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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