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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会计基本理论影响的新思考
一、引言
源于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金融、会计等各界人士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论争，不仅威胁到公允价值会计的存亡发展，而且促使以IASB和FASB为代表的准则制定机构采取措施不断修订完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在修订完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同时，必然涉及到一系列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这需要我们对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反思。任世驰、李继阳(2010)认为，公允价值会计的核心是按照各个报告时点上的现行市价调整账面记录，通过动态反映使账面价值与真实价值始终保持一致，目标是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反映，是“会计的重心是计量”的回归。并指出其与按“目标导向”路径构建的当代会计理论在会计本质(信息系统)、会计目标(决策有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相关和可靠)等各个方面产生冲突、矛盾，因此公允价值会计的出现是对传统会计理论的颠覆，必须系统反思和重构当代会计理论。葛家澍、窦家春、陈朝琳(2010)认为，历史成本计量(含摊余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双重计量模式将有利于报告使用者评估主体的未来现金流量，IASB制定的IFRS9为公允价值会计改进提供了曙光。笔者认为，金融危机引发了对公允价值会计的论争，这对公允价值会计是一把双刃剑，既对公允价值会计的生存提出了威胁，同时也为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改进必然会涉及到相关会计基本理论问题，但这并不是对传统会计理论的彻底颠覆，而是传统会计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在于以下方面：金融危机对会计本质提出了新要求，会计应是一项管理活动，其基本职能是反映和参与控制;会计目标具有状态依存特征，在金融危机时期，会计不应单纯追求“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还应关注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存的彩色计量模式将是发展趋势;金融监管的改进和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要求在顺周期效应中加入逆周期因素，这将赋予谨慎性原则新的涵义，即区别经济发展的不同周期来理解和运用谨慎性原则。
二、会计基本理论的新思考
( 一 )会计本质的新认识
笔者认为会计是一项管理活动，但其基本职能不是反映和监督，而是反映和参与控制。首先，从会计的产生来看，会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或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出于提高管理效率和效果的需要而产生的。发展到现在，会计已具备一套严格的程序：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含表内列报和表外披露)，并须遵循相关法规制度的规定。虽然会计通过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程序提供了大量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但光靠提供信息，并不能有效提高管理效率和效果，提供信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正如杨纪琬和阎达五教授所说，提供信息只是手段，而实现对经济业务或事项的控制才是真正目的。其次，根据马克思对簿记(会计)演进的论述：“过程越是按照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在这里，“过程的控制”即指“控制”、“观念的总结”即指“反映”。马克思的论述说明，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和控制，其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反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过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程序提供的大量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而控制则是根据所掌握的信息，通过约束、支配、调整等手段使经济业务事项符合计划或预算的要求。由此也可以看出，控制是目的，而反映只是实现控制这一目的的桥梁。再次，从此次金融危机来看，虽然表象上是因为银行未能披露合理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未能如实反映金融产品内在的风险和价值，造成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并与不完善、不及时的金融监管相结合而形成一种流动性不断恶化、价格不断下跌的恶性循环，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但经过深入分析和论证，G20认为危机的源头实质上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银行的内部管理失控造成信贷标准的降低、金融产品的日趋复杂和不透明以及杠杆比率的不断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未能与时俱进和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意识不足。笔者认为，银行的内部管理失控是根源中的根源，监管不利和市场参与者风险意识不足为银行内部管理失控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外部环境。造成银行内部管理失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会计而言，主要在于其定位是为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而忽视了会计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控制职能。如果会计能有效发挥其内部控制和财务预警职能，在银行过度创新衍生金融产品之前，通过为内部管理者提供风险预警信息，并采取措施有效控制风险，或许能从源头上控制风险，减少损失。最后，“控制”与“监督”有着质的区别：“控制”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或手段使企业经济业务的发生和反映符合计划和规定;“监督”本意是从一旁察看、督促，这会导致本属于企业内部的会计“另立中央”。“监督”会导致会计本身内在的、积极的职能异化为一种外在的、被动的职能，不利于会计职能的发挥。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瞬息万变，“控制”这种内在的、积极的职能有助于企业适时掌握信息、做出决策，而“监督”这种外在的、被动的职能会造成信息的延误，不利于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同时，虽然会计具有“控制”的功能，但这种“控制”只能是“参与控制”。因为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决策并不一定完全由“会计”做出，或者说结果并不一定完全由“会计”控制，正如此次金融危机一样，导致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会计”的因素，也有“非会计”的因素，所以会计的“控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控制，而是“参与控制”。
( 二 )会计目标的新认识
会计目标具有状态依存特征。(1)会计目标的代表性观点。对于会计的目标，代表性的观点有“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是在公司制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主要指会计的目标是通过财务报告如实向委托者报告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反映经营者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企业的组织形式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现代股份公司的出现使得委托方变得越来越模糊。同时，由于企业经营活动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逐渐加深，企业会计信息使用者逐渐增多。与此相对应，财务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逐步形成。决策有用观认为，会计的目标是提供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决策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括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而且包括企业未来的信息;不仅包括定量信息，而且包括定性信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是有关会计目标的两种不同的观点，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使用对象不同：受托责任观下，会计信息的使用对象主要是企业现有的投资者和债权人，而决策有用观下会计信息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各相关的决策者，特别是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其次，报告的内容不同：前者主要是有关企业经营者的受托经营管理责任的历史信息，后者要求提供与投资者决策相关的信息，尤其是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的预测信息。再次，会计信息的形成基础不同：受托责任观下会计信息的形成基础是“历史成本”和“实现原则”，而决策有用观下则是“公允价值”和“相关性原则”。最后，报告的形式也有所差别：通常在受托责任观下采用的主要是会计报表的形式，而在决策有用观下，除了会计报表外，还有表外附注。虽然“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各有重点，但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同时，经营管理者也向委托人报告了其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委托人通过财务报告评价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目的在于做出是否继续维持或终止委托责任的决策。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决策有用观”是“受托责任观”的发展和完善。正如Solomos所说：“可以把会计确定受托责任的作用看作从属于决策有用，它构成决策作用的一部分。”(2)对会计目标的新认识。在“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下，由于报告的内容更强调有关未来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方面的信息，信息的形成基础更强调“公允价值”和“相关性原则”，使得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时所要求的信息的相关性成为在既定环境下支配会计信息披露的因素。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按市价反映的“公允价值”并未做到真正的“决策有用”，投资者根据按市价反映的“公允价值”信息做出决策，却使市价陷入一轮又一轮不断下跌的恶性循环中，不仅造成市场的极度恐慌、金融系统的剧烈动荡，而且危及到实体经济。公允价值会计也因此陷入了论争的漩涡，被指责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应该停止或暂停使用公允价值会计，直接威胁到了公允价值会计的存亡。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这次危机告诉我们：在公允价值计价技术并非完善、监管模式存在缺陷、外部经济金融市场并非完美的情况下，会计不应单纯追求表面上的“如实反映”和“公允”，而应关注宏观经济金融系统的稳定情况。以IASB和FASB为代表的准则制定机构在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关于调整公允价值计价的紧急措施也说明了关注宏观金融系统稳定的重要性。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会计目标不应为“决策有用”而单纯追求表面上的“如实反映”和“公允”，而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会计的目标应该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具有状态依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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