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歌曲对古典文学的接受与新变
近年来，“中国风”系列歌曲作品层出不穷，古典文学以多种形式在其中展现被接受与新变的风貌。正如E.R.库尔提乌斯所言，“过去的文学总是活跃在现在的文学之中”①，这些既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与内涵、又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的歌曲，既有对古典文学的接受，同时也在承续中新变，呈现出特殊的艺术风貌，深受受众欢迎。
本事与用典的接受与新变一是古典文本的因承，有“直录”式因承、“赋”体因承等方式。“直录”式因承，即直接将古典诗词文本谱曲，对原作内容基本不作改动，有时根据音乐旋律的需要，对原作中的部分句子或词语作重复安排。傅雪漪改谱的宋人蒋捷词《一剪梅》(一片春愁待酒浇)、辛弃疾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梁弘志谱曲的苏轼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改题为《但愿人长久》，而原词只字未动;王迪作曲的宋人陆游词《钗头凤》(黄藤酒)，仅将“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二句作了一次重复安排;而张乃诚作曲的《诗经·关雎》，也仅将“琴瑟友之”中的“友之”二字作了三次重复安排。“赋”体因承。《文心雕龙·诠赋》曰：“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即依托古典诗词、小说文本，适当增添或更改原内容而为新内容。张国荣演唱的《倩女幽魂》本事源自蒲松龄《聊斋志异·聂小倩》，但在歌词中并未出现故事情节，而是以人生喟叹的形式铺陈情绪，从起句“人生路美梦似路长”中的“美梦”不可得，转而为“痴梦”，虽有“美梦与热望”，却不免“依稀依稀有泪光”，最终仍然是“路随人茫茫”，终篇未着一字言及宁采臣、聂小倩情事，却字字感慨，与蒲松龄真实心境高度契合：“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②
二是本事或典故的再诠释。这种“再诠释”，既包含了传统元素的借用与融合，又有“故事新编”或“故事新解”的尝试：有传统元素与新式唱法编排的巧妙融合。二胡、大鼓、琵琶等传统乐器，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元素或整段、或穿插融入当代流行歌曲，形成“中国风”歌曲的独特韵味。粤语歌曲《剑合钗圆帝女花》取材于粤剧《帝女花》，开篇过门采用了《帝女花》的经典唱段;《在梅边》故事出自《牡丹亭》，其中“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采用昆曲原文唱段，将音乐元素融入国粹——昆曲曲调，并将西式R&B与昆曲唱腔巧妙融合。与之类似的是，陶喆《Susan说》老歌新唱，将京剧《苏三起解》的流水快板改编成一曲“Susan说”，叙述当代离愁，进而感怀苏三故事③，并将“苏三”谐音为“Susan”，以古今情事映合“爱情里伤痛”的一样愁绪。有“故事新编”或“故事新解”，赋予“故事”以当代情感诠释。辞章或典故文本联系新旧之作，而情感、主题与风格则被赋予新的内容。陈小奇的《涛声依旧》即化唐人张继诗《枫桥夜泊》而成，新词虽然保留了古诗的几个意象，但意境全变。原作中那份人生巨大的孤独感、寂寞感，被能否重续前缘的彷徨与破镜重圆的憧憬取代。同样取材梁祝故事，胡彦斌的《蝴蝶》与谢安琪的《祝英台》诠释角度迥异。《蝴蝶》：“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哪怕仅仅是一棵树”，表达对爱情自由的向往;《祝英台》则以女性视角来展开叙述，表达对“男女平等”的诉求：“为甚求活到精采须将女身卸下来/自我盖掩不自爱/会否等得见未来女共男均等竞赛。”
三是文化意象的借用。古典文本的'本事、典故经历代传诵成为经典意象，当代流行歌曲常借助于文化意象的借用、整合与重组，来实现新意象的构建。方文山作词的《青花瓷》原作《汝瓷》，“天青色等烟雨”句，此“天青色”为宋五大名窑“汝、钧、官、哥、定”之一汝窑所特有之颜色，即为骤雨过后的天空色，脱胎自柴世宗赞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既点明此瓷欲待烟雨而成天青色，又可视为情境之摹写，美人欲待而不在的意象犹在眼前。林俊杰演唱的《江南》有“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句，“三生石”则借用“三言二拍”小说中圆泽与李源缘定三生之事，强化了爱情至死不渝的意象表达。修辞美学的接受与新变关于当代流行歌曲的修辞，论者多关注歌曲词作的修辞，而忽视了歌曲、演唱者的创作、包装、传播亦可视为其修辞之一方面。有论者指出：“9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歌曲向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吸取营养，古朴悠远的民间音乐素材成为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自身文化身份的本土化修辞的策略”④，可见，当代流行歌曲的修辞既包含了文本的修辞，也包含了非文本即曲、唱、演的综合修辞。
【“中国风”歌曲对古典文学的接受与新变】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