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数字经济对税收管辖权的冲击

时间：2024-07-12 03:51:19 财税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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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数字经济对税收管辖权的冲击

　　摘要：数字经济即是电子商务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经济模式，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对传统的税收管辖权产生新的冲击。本文认为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冲击，需要完善税收管辖权的认定标准。

　　关键词：数字经济居民常设机构税收管辖权

　　一、税收管辖权的现状

　　世界各国的税法中的税收管辖权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奉行居民税收管辖权标准;二是奉行居民税收管辖权与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双重标准。居民税收管辖权标准即一国对其纳税居民的全球所得征税，无论该所得来源于国内，抑或来源于境外。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即作为经济行为的消费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资本输入国，通常对纳税人来源于本国的所得征税，而对其境外所得不征税。双重标准即一国将其纳税人分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居民纳税人对其全球所得纳税;非居民纳税人仅就其境内所得纳税，境外所得不纳税。美国是典型的居民管辖权国家，美国对其跨国纳税人的全球所得征税。我国是典型的双重征税管辖权标准国家，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讲纳税人分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居民纳税人的征税基础在于居民税收管辖权;非居民纳税人的征税基础在于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所以，纳税居民这个法律概念，在国家行使其税收管辖权征税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在各国现行税法中，对于法人居民身份的认定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法人注册地标准、总机构所在地标准、管理和控制地标准、控股权标准、主要营业地标准等。中国税法对居民的认定采用了注册地和总机构所在地双重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5条规定，具备中国法人资格的企业和不具备中国法人资格但总机构设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均为中国的居民纳税人。

　　各国的标准有重合，是税收管辖权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例如，A国的税法规定其居民纳税人是依据A国的法律成立的公司，也就是采用注册地标准。B国的税法规定B国的纳税居民是看股东的国籍。这样容易导致一种结果：C公司在A国依照A国的法律注册成立，其股东是B国的居民。这样，C公司同时是A国的纳税居民，又是B国的纳税居民。类似的，来源国与居民国的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以及来源国之间的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原理如出一辙。例如，A国税法对劳务所得的征税标准采取的是行为发生地，而B国的税法对劳务所得的征税标准是报酬支付地。如果A国的P公司与M公司达成协议，由M公司派技术人员去P公司在B国的分支机构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并由总公司P公司支付指导费用，那么，按照B国的税法规定，则该笔费用所得的税收利益应当归属于A国;则按照A国的税法规定，该笔费用所得的税收利益应当归属于B国。这样，税收利益在A、B两国之间产生冲突。

　　二、数字经济对税收管辖权产生新的冲击

　　数字经济的特点是交易通过网络进行，可以通过网络购买实体，类似于传统的电子商务，也可以通过网络购买信息化电子产品，比如CD、MP3。通过网络购买电子产品，是最便捷的购物方式。这种购物方式，节省了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不再需要购买知识产权的载体，比如一个光盘或者一本书，而是直接支付款项之后就可以下载电子产品，歌曲、学习课件等，这大大节省了产品的物理空间。除了数字产品，消费者和商家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数字服务贸易，服装设计服务是常见的数字服务贸易。数字产品贸易与服务贸易，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模式，使交易变得便捷、广泛，不受物理载体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新型的数字经济交易模式对现行税收管辖权产生新的冲击。

　　(1) 数字经济对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冲击

　　居民税收管辖权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即是对居民身份的认定。随着数字经济这种新兴经济模式的兴起，远程办公和在线交易成为可能，物理空间上的集中不再成为公司经营管理上的必需要求。无论是出于实际经营的需要，还是处于避税的需要，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分布都趋于分散。集团内部的各个子公司间的业务分工趋向垂直化，子公司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单独的业务部门，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公司。即便分处各国，各公司的管理人员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的实时沟通。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总机构所在地标准、管理和控制地标准和主要营业地标准等依赖地理上的特征对法人居民身份进行判断的标准就逐渐失去了其本来存在的意义。数字技术信息的高效性、匿名性和无纸化的特点，使得公司可以轻易地选择交易中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地和劳务活动的提供地，将交易转移到税率较低的收入来源国进行。或者通过调整公司结构的分布，使自己获得本来不应拥有的居民身份，从而享受到某些税收协定中的税收优惠。

　　(2) 数字经济对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冲击

　　来源地对跨国纳税人征税的基础是纳税人在当地设立有“常设机构”(permenant establishment)。

　　当前国际税收协定中对常设机构的定义，通常都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77年颁布的《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经合范本)和联合国1979年颁布的《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联合国范本)。经合范本第五条规定，“常设机构”是“一个企业进行其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具体包括管理场所、分支机构、办事处、工厂、车间、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以及持续时间达到一定长度的建筑工地，但不包括专为企业进行“准备性质和辅助性质活动”而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另外，若一个不具有独立地位的代理人在一方缔约国中代表另一方的企业活动，拥有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的权力并经常行使之，则此代理人也可构成该企业在该国中的常设机构。

　　联合国范本的规定与经合范本相似，但更多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某些方面适当扩大了对“常设机构”的认定范围，例如在对由代理人构成的常设机构的认定中，联合国范本增加了一条认定标准，认为即使没有签订合同的授权，但只要代理人“经常以首先提及的缔约国保有货物或商品库存，并代表该企业从库存中经常交付货物或商品”，也构成常设机构。

　　总的来说，常设机构的现有概念都包含了“物理性”，是一个实体，有组织、有资产、有风险控制能力。显然，数字交易模式之下，常设机构的概念受到冲击。数字产品贸易或者服务贸易的卖方在来源国境内没有任何法律实体，所有的合同签订、货款支付或者服务费支付都是通过网络进行和完成的。这对于来源国的常设机构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首先，跨过网络数字技术手段交易的供货商，在来源国设置的网站，只是临时的、辅助的，通常是一些要约邀请，用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而没有实质的合同签署功能。消费者浏览网站之后，如果有意签署合同，需要通过另外的方式完成。这样的临时的、辅助的网站，就不符合常设机构的标准，因其不具有稳定性。即使是通过来源国的硬盘空间来存放自己的网站，也不构成常设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数字交易的供应商通常通过在来源国租赁服务品，而没有对服务器的支配权，所以，该服务器与交易的卖方没有实质的真实的联系。对这种交易模式，来源国无从征税。这种现状危害了税收的中性原则，使得具有相同本质的跨国经营活动因为交易方式的不同而承担了不同的税收成本，形成了对数字经济的隐性税收优惠。这种变相的激励促使跨国企业纷纷将业务转移到互联网上，以逃避对收入来源国本应承担的税收义务。这也是近年来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三、应对策略：轻物理存在，重实质交易

　　(1) 完善居民的认定标准

　　各国可以在国内税法以及对外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中做出一致规定，对纳税居民的认定进步一完善。现行的纳税居民多局限于固定的地理位置和固定的人员、工作方式。比如，股东、董事的召集方式必须是在公司的住所地，即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在法定的注册登记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主要营业场所、办公地点等。这种规定已经不能控制数字经济和网络办公环境下的税收征管。如今，股东、懂事会议的召集、召开、决议的通过，完全可以通过电话、视像会议、网络电子邮件进行，公司的章程可以是电子版文件。所以，各国税法对纳税居民的认定不能局限于物理场所和固定的办公模式，否则将不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

　　对纳税居民的概念的完善方式是使之变得灵活、多样化，不能局限于股东会所在地或者董事会所在地这种固定标准。应当从形式主义过渡到实质交易主义，即使股东会的地点以及董事会的办公地点没有改变，但是实际交易是在股东会所在地、董事会会所在地之外的地方发生，那也算是与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有真实的、密切的联系的交易，交易所得也是归属于该公司的应纳税所得。作为居民国，完全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从考察形式的决议到考察实质的交易，争取最大的税收利益。

　　(2) 完善常设机构的概念

　　常设机构是来源国据以对跨国纳税人征税的一个核心要素。现行常设机构偏重组织结构、物理存在，显然是不适应电子数字信息时代交易所的税收管理需要。

　　首先，常设机构没有必要具备一定的物理形态。数字经济交易模式之下，真实的物理存在对于交易来说并非特别重要。传统的交易模式之下，需要卖方将其库房中的产品运输到买方指定的地点，需要大面积的库房存货，大型的运输工具运输，成本高、周期长，很不方便。如果消费者购买十万册书籍，则需要花费很高的运费。在数字交易模式之下，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网络，唯一的“库房”就是网盘存储空间。所以，要对数字交易征收到税收，就必然要抛弃传统的常设机构中物理存在，轻实质交易的楼后做法。网络交易涉及到的交易载体，都可以成为常设机构。例如网盘、网络电子邮件、服务器等。

　　其次，常设机构不一定是一个法律实体。传统的交易模式强调常设机构必须是一个实体，现在的数字交易、网络贸易，一个自然人携带一台笔记本电脑在外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完成。所以，自然人也好，法人也罢，都不能成为对数字交易常设机构认定的障碍。在数字交易之下，我们不需要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法律实体的常设机构。这个常设机构不需要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生产商可以直接与消费者对话，直接通过物流送货，省去很多中间销售的环节。机构、人员，在数字交易模式之下显得多余。同时，常设机构也没有必要是固定不变的地点。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无线网络(WIFI)，已经改变了商家的固定办公地点，使买卖服务交易灵活多变，遍布全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理因素。因此，起源于传统的地理因素的常设机构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要随之改变，甚至抛弃地位位置的束缚。

　　总之，在数字经济对税收管辖权产生冲击的时代，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认定，都不能再局限于物理因素、地理因素、时间因素，而是着眼于数字信息载体看，并且向真实的交易标准迈进。

　　参考文献：

　　[1]Reuven·S，Avi-Yonah.International Tax as International Law.Law Review，57，Tax・L，Rev.483.2004.

　　[2]龚珏.电子商务下的税收管辖权问题研究.电子商务.2013(8).

　　[3]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译.税法学原理(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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