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减刑程序的正当化
关键词: 减刑/程序正义/权利保障/正当程序 减刑制度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创举，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效实现刑罚目的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不断深进，有关减刑制度改革的议题引起法律界广泛关注。本文拟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反思我国现行减刑程序存在的题目，并进而提出构建减刑之正当程序的具体设想。一
程序的正当化是指改革现有程序中的非正当化因素，构建合乎程序正义要求的正当程序。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正当程序具有以下“最低限度的要求”：（1 ）受到裁判直接影响的人应充分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制作过程；（2 ）裁判者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3）控辩双方应受到同等对待；（4）审判程序的运作应符公道性的要求；（5）法官的裁判应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形成；（6）裁判过程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7）程序应及时地产生终极裁判结果等。
假如深进考察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就会发现其程序的设置与正当程序的上述要求相往甚远。根据***《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减刑案件的办理程序大致如下：分监区在每年的十仲春份制定第2年分监区的年度罪犯减刑计划， 干警集体讨论通过后报监区。监区制定第2年度的监区年度罪犯减刑计划， 经集体讨论通过后，报监狱备案。第2年开始后，分监区按减刑计划， 逐批填写《对罪犯依法处理集体讨论记录》，制作减刑材料，报狱政科（处）初审。狱政科（处）初审通过后，交监狱减刑会议讨论，填写《监狱会议记录》，通过后，由狱政科（处）制作《提请减刑建议书》，并将全部减刑材料上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经过书面审理后作出减刑裁定。
由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减刑制度的规定十分简单、粗疏，在减刑的上述程序中，监狱方面拥有巨大的“自主”空间，它可以通过自行制定一系列诸如计分考核、分级治理等赏罚制度，来考量罪犯是否“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表现”，以此决定能否给予减刑。罪犯在不服行政考核、赏罚时，对于保障罪犯申请复核、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权利监狱法没有规定，罪犯对于监狱的行政考核与赏罚无***允与否，必须接受，否则就可能被以“不服管教”、“对抗改造”而受到教育、批评、处理，也就不会获得减刑。目前普遍存在的题目是，罪犯不能或不敢发表真实的意见，这是监狱多年来形成的不良习惯和风气。这样，当一名罪犯被纳进减刑计划后，不管该犯表现如何，只要该罪犯“牌子不做得很大”，监狱收到的就只有“好的意见”。这一现状，使减刑客观上难以确实做到真实、公允。在具体实践中，减刑往往还受到监狱的指令性计划控制，而减刑计划一般是不公然的，罪犯不知道谁被纳进计划和谁将被减刑。可以说，“从制定减刑计划到减刑集体讨论，从制作减刑材料到呈报给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每一个环节都由监狱包办，这种包办，体现出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声音，一种行政命令的意志。”①
当罪犯的减刑材料被报送至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由于缺乏相关程序和机制的制约，再加上主观上重视不够，承办减刑案件的人民法院及法官，基本上不会到监狱进行复核，一般也很少对监狱方面呈报的减刑材料之真伪提出质疑，尽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照章办事”，依法履行减刑裁定完事。在一些法院，甚至还存在书记员代行减刑裁判权的情况，固然名义上是由审判法官办理，但实际上却由书记员具体操刀。所以，实践中，监狱上报的减刑案件被法院否决的微乎其微，减刑案件的审理质量也普遍不高。在最高人民法院和***联合开展减刑、假释案件大评查期间，笔者曾参与审查某中级人民法院近几年所办理的减刑案件，发现其裁判文书上不规范及出现差错的比率明显高于其他刑事裁判。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承办法院及法官对监狱所报减刑材料的审查及其裁判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