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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物权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
现代法学的发展一方面表现在法社会学的兴起，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法经济学对传统法学的挑战。对物权制度的功能分析，也意味着要分析物权经济学含义，以揭示物权制度与经济绩效或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揭示物权制度在整个社会中功能。对物权制度这一功能的揭示，回过头来可以进一步地指导物权制度的设计。一、物权制度的经济学解析
1.物权含义的经济学解析
在民法或物权法中，我们时常将物权定位在对特定物且为有形物的排他支配权上。可以说，在法学家的眼里，财产形态表现为各种形态的物，有形的物（土地、汽车等）和无形智力成果、标识、信息等；因这些物本身的性质不同，分别成立所有权、知识产权或难以归类的排他权利等。甚至传统的物权法将物权客体限定在有形物上，没有有形物，就不存在所有权或整个物权制度；对物本身的研究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对物的权利的研究。
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新视野。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财产是一组权利，而不是权利指向的物本身：“是这些权利的价值决定交换价值”，而不是商品或物的价值决定交换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使经济学关注的重心从商品交换，转变为权利交换—经济学已经“侵占”到传统法学家的“领地”。
经济学家认为，“财产是一组权力。这些权力描述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他可能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范围。”他们甚至把财产定义成“法律制度”，它把一组关于资源的权力分配给人们，也就把在资源上的自由给了人们。
虽然法律即是以权利为核心的，但是法学家似乎更注重权利的客体，而不是权利本身；相反，经济学家则是撇开客体差异，而直接将财产定位在权利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2.物权（产权）“内部化”功能
在法律上，所有权的权利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客体物本身的自主支配权，即自由地行使对其财产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排除他人干涉其行使的权利。两种权利密不可分，或者说后一种权利只是为前一种权利提供安全保障，使财产所有权人对于其权利行使结果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或保障。
经济学家德姆塞茨（Demsetz）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所有权或财产权（propertyright）的一个功能是将财产所产生的外部因素（Externality，又译外部性）内部化。外部因素的存在是因为内部化的成本要超过其所得收益。当内在化的所得大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是为了使外部性内在化。下面我们来解释这样一种理论。
这里的外部因素包括损失或成本，收益或非财产利益。理想的财产制度安排被认为所有的外部因素都被内部化，没有“外溢”。象鲁滨逊那样一个人的世界，即不存在外部性问题。因为在这样的世界中，他种植作物的收获或采集果实的全部由其一个人分享，没有外人侵占其成果。实际上，这个时候根本也就不存在财产权。任何一种外部因素均产生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人类社会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外部因素，才有必要确立财产权。
现在，我们以农村集体土地利用方式变革为例，说明产权外部因素的内部化功能。
（1）承包制：劳动成果的因素内部化
在计划体制下，农村土地的利用是以行政村为单位在村干部的指挥下集体劳动、年终分红的。在这种劳动方式下，衡量劳动多少的是时间（工分），凡是出工一天者为10个工分，每10个工分即可获得同样多的收入（年终分红）。但是，在同样的时间里，每个人付出的劳动对最终收入的贡献是否一样，则不得而知。撇开劳动者智力、体力、经验等的差异，即假使劳动者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同样的劳动时间，付出的劳动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在锄草，有的人可能只敷衍了事地触及表皮因而不能有效的锄掉杂草，甚至将庄稼锄掉。这样，经他锄过草的庄稼，就要比他人的减产。这种偷懒或“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在集体劳动中大量存在；尤其是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和衡量标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这种出工不出力的后果不是由他一人承担，而是年终时由所有的人承担。对偷懒者而言，他付出的劳动少，而他得到的相对于不偷懒者要多（对他来说是合算的）。这种偷懒行为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行为。每个人都在想让别人承担自己偷懒的行为的后果（损害），而获取他人勤奋诚实劳动的后果（收益），即这里存在着大量的外在化现象。这种现象的普遍，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导致劳动效益低下，导致分红时出现负效益（一年到头，分不到收益反而要倒贴），最终导致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解体.
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是一种用明晰产权而使外部因素内部化的一种措施。在家庭承包耕作土地的情况下，每个家庭对于承包地块上的收益享有完全的收益权，这样出工不出力的情形就会消除或减低到最少程度。也就是说，这里不存在外在化现象。因此，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是一种产权明晰的方式，消除劳动成果的外部化。
（2）承包经营权物权化：投资内部化
承包虽然解决了劳动成果的内部化问题，但是，它仍然没有解决投资的内部化问题。这是因为承包是一种合同行为，其期限由合同约定或由政策规定。如果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短期限的或不固定期限，或者发包人可随意解除合同的安排，那么承包人就不肯大量投资或长期投资。因为谁也不愿意投资后得不到相应的收益。比如，土地的整修或改造、水利设施的兴修、施肥或栽培经济作物，都有一个投资回报周期。如果今年刚整修好土地，明年该土地即被收回由他人耕种，那么承包人谁也不肯作这种徒劳的事情。因为这里存在投资后果的外部化的问题。而赋予承包人长期或固定期限的经营权，那么，就可以使承包人有一个合理的收益预期，以合理安排投资。因此，长期固定化的承包经营权使得投资效果内部化。1998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政策写入法律，即是给人们以长期和稳定的预期，达到取得类似于一种物权的效果。同样，在法学界，学者们提出要将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也意味着使承包经营权具有对抗第三人（包括发包人）的排他权利，使承包人合理安排投资，将投资收益完全内部化，增加投资积极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物权对抗效力：维护财产的收益内部化
在集体耕种、年终分配收益的旧体制下，土地生成的庄稼遭受外来侵害的现象非常严重，这种侵害可能来自于社员本身，也可能是外部人员；其损害方式可能是牲畜的损害，可能是人为偷窃甚至故意的损毁等。但是，在过去产权不清的情形下，这种损害的后果由每个成员分摊，除非村或队领导负责积极追索，否则这种侵害往往是不了了之。如果某个人种植的庄稼，在收获季节，被他人偷袭一空，那么，这里的产权也是不安全的。因此，一个社会必须提供这样的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的功能之一）。但是，法律保护的前提是，有人主张权利。也就是有明确的产权人，赋予他排他的效力，他有权因而也有积极性去行使维护自己财产的安全。财产维护的方式，分两种方式，第一是自力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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