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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的学科定位与法学方法
古希腊人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是真善合一的，尽管他们区分自然的真理和伦理的真理。在希腊人看来，一个真的判断同时就是善的。这一真善合一的学术传统是人们的知识欠发达、学科分化不够的表现。真善合一的传统与科学方法的单一和不分同在。近代实验科学发展起来以后，实证的方法大行其道。由于希腊开创的真善不分传统的影响，实证方法向社会科学中传播，这大大促进了关于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由于忽略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社会科学患上了实证病。其不良后果之一就是社会科学中的价值相对主义在实证主义旗号下的复活。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学术研究的方法应当与学科性质相适应。再好的方法，如果用错了地方，也会适得其反。
出于这样的考虑，愚以为，讨论法学方法首先要给法学以正确的学科定位。而法学的学科定位又与科学观息息相关。让我们从科学观谈起。
科学大概有三大要件：概念、逻辑、实验。缺乏其中任何一项的科学都不是真正的科学。在西方，前两项在古希腊已经存在。但由于缺乏实验，真正的科学在古希腊是没有的。在中世纪，实验科学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像他们的继承者那样幸运，他们不得不伪装成疯子，以逃避宗教与世俗的仇视和迫害。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科学才取得了合法性。起初，科学只是众多话语系统中的一支，到后来，她逐渐取代了神学的话语垄断地位，成为最具权威性的话语系统。就像在中世纪许多话语都以神学的面貌出现以期取得权威一样，在实验科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许多话语都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各种意识形态在最积极之列。这使得科学的概念模糊了。最典型的要数19世纪初法国以塔西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学派。这一学派将意识形态称为“思想科学”。在塔西其时，这一思潮的影响并不大，拿破仑就对塔西的意识形态理论表示蔑视。他轻蔑地称“意识形态学派”为“意识形态者”，认为塔西等人只是一批对政治现实盲然无知的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知识分子。[1]但随着实验科学的威名日隆，将各种思想科学化竟成不可阻挡之势。各种思想的论争成为抢占科学殿堂之争。与此并存的、作为它的对立面的就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旨在维护科学的纯洁性，他们强调只有实证的学问才是科学的。在马克斯·韦伯时代的西方，实证主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科学与价值无涉”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线索？……自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2]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理论其实是较公允的，他在坚持科学的实证主义立场的同时，强调科学对价值问题应当有所克制，这实质是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保障转向方法论。在现代西方，一个科学的结论和一个价值的言说或一个真的描述和一个善的理论的区别为学界大多数人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几乎是与西方同样主题的讨论：以张君励为代表的新儒家同丁文江等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讨论。张主张人生观应当由玄学实际上是由儒学去解决。丁则主张科学应当解决人生观的部分问题。这时候，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的一些人出来作裁判：张固然是唯心主义，丁以及包括较公允的梁启超、胡适之等均成了折衷主义。他们宣称，科学当然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而且这可以在物质世界中找到根据。[3]这一思潮设定的任务不是维护科学的尊严与权威，而是以科学的名义强化新的思想权威，这就使对同一问题的讨论得出了与西方正相反的结论：意识形态的权威，这个新的权威恰恰是在科学的大旗之下的。科学替代传统的“天”成了价值权威的渊源，这个“科学”的靠山则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在社会中就是“物质生活条件”。进一步要问，谁是这个注定一言不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代言人呢？当然是“物质生活条件”的支配者。这就是中国的逻辑。因此，上世纪初那场发生在中国的希腊式的诸神的战斗并未能维持多长时间，一旦有一神在物质上战胜了他的敌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便告结束。于是，新的统治者就成了科学的源泉，一切统治思想都是科学的、不容怀疑的。科学成了正统的代名词，科学成了清除不同思想的利器。由此可知，与西方正相反，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在中国成为谬误的代名词。
上述描述告诉我们，科学这一概念在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以后便患上了意识形态综合症，它承担了太多的意识形态重任。这使得国人的科学概念大大地宽于西方人，且不说相对于持狭义科学观的英美人，就是相对于主张广义科学观的德国人来讲，也是大大地宽的。①且这个中国式的科学的外延是不断扩展的。在陈独秀那里，他是明确把哲学的本体论排除在科学之外的，他的科学中有哲学，但不是哲学的全部，只包括哲学中的唯物史观。[3]但是现在，哲学完全成了科学的不容怀疑的成分，哲学甚至成了“科学的科学”，是评价一种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只要是权力者的宣示，都以科学名之。这就是Merriam-WebstersCollegiateDictionary所说的贬义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②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结果便是从权威出发的、解经方法成为主导的方法，依据这一方法，在研究之前结论已经产生———这就是权威早已认定的结论，一切所谓的研究只不过是在经典中寻章摘句，一切所谓的结论只不过是权威的复述或演绎。因此，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社会知识领域）与学术争论便告结束，代之以各种形式的语录仗甚至是政治棍棒。
据当代学界的共识，科学的首要含义是方法意义的———实证的方法。除了方法意义以外，科学还指一种与信仰相对的精神，一种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臻美精神，本身具有普遍性、公正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的精神气质；由此衍生出独立性、独创性、异议、自由、宽容、公正、人的尊严和自重。
本着方法和精神意义上的科学观，我们可以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规范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追求的是真，规范科学追求善，人文科学追求美。只有追求真的学问才是科学，追求善的是伦理学，追求美的是美学。
这一分析架构中的法学是什么呢？这一问题的回答与人们对法学的定义有关。德国的法哲学家德来尔（RalfDreier）说：“法学的用语在德文的语言使用上，虽有争议，但是通常是赋予广义的，广义的法学不仅涵盖了法律科学，还包括法官的、以及法律咨询的法律实务。”狭义的法学专指法律理论。艾瑟（Jo sefEsser）则将法学区分为法律知识和科学。“知识还算不上是科学。知识欠缺对个别表象所以发生的全观、各种关联和法则的理解。”[4]拉德布鲁赫则认为，“我们有三种观察法律的方式：涉及价值的观察，即将法律看作文化事实———法律科学的本质在于此；其次是带着评价的观察，即把法律视为文化价值———这是法哲学的特征；最后是超越价值的观察，即观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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