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完善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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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各类公司在济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现行《公司法》与现实情况有许多相悖的地方，已经阻碍了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有必要对《公司法》进行补充完善。

　　一。公司设立条件

　　1．承认一人公司现行《公司法》规定，除国有独资外，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股东数应在2－50人之间，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不低于5人。这已成为影响很多个人或个人财产未作界定的家庭投资办公司的积极性，也限制了既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不符合培育市场主体、引导刺激民间投资的原则。从我国公司实践来看，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仍大量存在，同时其存在又处于非法状态，或变相状态，这些公司缺乏法律上的安全感，反而不利于对其规范。因此，新《公司法》应当建立一人公司制度，明确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为此，现行《公司法》中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最低人数的限制及国有独资公司的条款应作相应修改，并为保护公司相对人利益的需要，新《公司法》应对一人公司的资本、治理结构、会计制度等作相应规定。

　　2．调整法定注册资本制度 现行《公司法》采取的是法定注册资本制度，并明确规定了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中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法定资本最低限额50万，以商品批发及商业零售为主的30万元，从事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的公司则应不低于10万；股份有限公司最低限额1000万元。因民间资本较为分散，资金门坎过高，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现行《公司法》要求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必须一致也形成了过高的门坎。要求公司在成立之初就需一次缴清巨额出资，导致筹资困难和资金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在此制度方面，对中国公司和外资公司要求上内外有别，三资企业实行“授权资本制”，中资公司则实行“法定资本制”，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中资公司的发展、不符合WTO规则的要求。应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或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采授权资本制（即公司的注册资本额虽在有关部门登记且记载于公司章程，但出资是否缴足与公司设立无关）或折衷授权资本制（即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数额，但允许分期出资到位）。

　　３．取消转投资限制现行《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转投资是公司的财产支配和自主经营行为，本应服从公司经营战略和盈利追求的需要，但基于严格法定资本制的要求，为了维护资本的稳定和不变，现行公司法对公司对外转投资的比例亦予以限制。这一限制不仅违背了公司经营的客观需要，而且与中国股份制改革和国企公司化的实际情况完全脱节。几乎多数国有企业在改制为股份公司时，都不能不突破这一比例的限制。应取消公司对外投资比例的限制性条款，改由公司自主确定其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

　　４．放宽出资形式限制现行《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有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五种，只允许这几种有限的的出资形式，将股权、债权、劳务、信用等具有经营功能和财产价值的权利排除在外，一方面不利于鼓励投资、促进财富利用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关于公司出资形式允许宽泛灵活的趋势相悖。应允许第1页股权、债权、信用、劳务等出资。现行《公司法》限制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在公司注册资本中的最高比例，要求不超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应予以修改。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问题也应得到充分考虑。

　　５．改革经营范围制度现行《公司法》第11条要求，“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应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严重削弱了公司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1993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解放思想，对经营范围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方法，取得了成全合同当事人、尽量使合同有效、加快商事流转的社会效果。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12月《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放松对经营范围的法律管制乃大势所趋。

　　６．简化设立程序现行《公司法》对股份公司设立一律采取审批制(第77条)；对有限公司设立原则上采取登记制，例外采取审批制(第27条)。为保护投资自由，各类公司(包括有限公司、股份公司乃至上市公司、外商投资公司)设立应以准则设立为原则，许可设立为例外。进一步取消不合理的登记前置审批程序，扩大登记制适用范围。

　　７．明确控股公司与集团公司法律地位现行《公司法》没有关于集团公司的规定，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也仅在第12条出现过这两个词，没有任何相关规定。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集团公司作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兴产业组织，在提高国际竞争力、带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上正在发挥日益巨大的作用。建立在资本纽带基础上的，包括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各种工业投资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经营公司和投资银行以及深沪股市由于市场和企业结构调整形成的控股公司在内的各种控股公司不断出现，控股公司作为一种新兴的企业形态，不仅在微观上通过资本运作可以给投资人带来巨大收益，而且在宏观上也将通过资本市场担当产业结构调整的生力军。因此，修改后的《公司法》有必要对集团公司和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

　　８．明确出资人或发起人责任现行《公司法》第97条规定了股份公司发起人的三种民事责任，而未规定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责任。新的《公司法》应对公司设立不成时的设立债务和费用负担、出资返还责任，以及公司成立后有过错的发起人对公司所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同时，现行《公司法》第208条、209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应承担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但这两条均未涉及民事责任的承担。考虑到上述两种行为极易损害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故有必要规定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另外，现行司法解释中关于验资机构对债权人和投资者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也应纳入新《公司法》。

　　９．确立公司设立纠纷诉讼制度 公司设立过程中，经常发生因发起人出资不实引起的纠纷，公司设立失败引起的纠纷，公司成立后因不符合设立条件被否定法人人格引起的纠纷等，现行《公司法》对此规定不够明确，新《公司法》应确立公司设立纠纷诉讼制度。

　　１０．明确公司设立中的责任现行立法上对于筹建中的团体的权利能力没有规定，建议增加规定公司设立过程中以公司名义进行的活动由成立后的公司承继等。

　　１１．重视章程的作用合理规范公司章程内容强制性和任意性的规定，发挥当事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明确公司章程、细则对董事等权限的限制与对外公示的效力问题，明确发起人、设立人之间的协议与公司章程的规范效力问题。

　　二、公司上市融资

　　1. 股票发行第2页现行《证券法》对股票公开发行采取的是核准制，而现行《公司法》的许多条款体现了股票公开发行审批制的色彩，例如第84条（发起人公开募集股份）、第86条（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行使股票公开发行审批权）、第131条（股票溢价发行审批）、第139条（公开发行新股审批）、第221条（证券监管部门违法审批的法律责任）等，应根据《证券法》规定的股票发行核准制作相应修改。

　　2. 适度降低企业上市门坎修改连续三年盈利的限制条款，使大批成长型企业获得上市机会。

　　3. 赢利计算现行《公司法》第152条关于上市条件中赢利业绩连续计算的规定区别对待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有违平等原则，使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应予修改。

　　4. 二板市场二板市场的推出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现行《公司法》实际已成为其运作的法律障碍。现行《公司法》规定的上市公司规模足以让广大中小企业望市兴叹，这种规定与二板市场格格不入。在国际上，二板市场是针对中小企业提供的一个入市门坎较低的直接融资渠道。由于二板市场的宗旨是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因此，《公司法》的修改应充分考虑二板市场的实情，对二板市场上市的条件另作规定。

　　5. 退市重组近年退市公司重组问题弄的非常热闹，但各种重组模式都感受到了《公司法》的阻击，更谈不上《公司法》对退市公司重组的引导和规范。象郑百文就采取了原股东"默示同意"出让50%股份的做法。但是出让50%的股份必须要大家自愿,否则就侵犯了别人的财产权，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些人不愿意出让，这种模式就是不合法的。而要通过发行新股引入新投资者又会遇到现行《公司法》第137条即公司发行新股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的障碍。因此,应考虑退市公司重组的问题。

　　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1. 股东大会现行《公司法》将股东会视为公司权力机构，但不少公司股东大会存在着形式化、“大股东会”化现象，为确保股东大会更民主、公开、公平和公正，《公司法》修改时应强化股东的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或召集权；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在大股东的权益与小股东的权益发生冲突时）；建立利害关系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明确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人员出席股东大会的义务；确认股东知情权、提案权、质询权；规范委托投票制度；建立强制性的董事监事选举累积投票制度；允许股东就股东大会决议提起撤销之诉或无效确认之诉；赋予新闻媒体旁听采访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权利。

　　2. 董事会依现行《公司法》第三章第二节，董事会是公司有关事项的意思决定机关和合议制业务执行机构，可以说董事会是一个公司的中心，董事会选任及运作机制关系到股东权益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根据实践需求，《公司法》修改应考虑以累积投票制选任董事会成员以使董事会制度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考虑股东大会闭会期间对特定情形下中止董事职权、填补董事会空缺的规定；同时更加明确董事的义务，包括董事的诚信义务，对董事长的职权和义务也应作出更明确的规定。另外，考虑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也应考虑到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的协调问题。

　　3. 监事会依我国《公司法》第三章第四节之规定，监事会是对公司财务会计及业务执行进行监督的常设合议制机构。《公司法》修改中应重新设计监事会制度，扩充监督职权，强化监督手段，赋予监事会代表公司向违反诚信义务、侵害公司利益的董事和经理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赋予监事会以公司费用聘请会计、审计人员和律师提供专业协助的权力。

　　4. 经理第3页为突出《公司法》对股东权益的保护，防止内部人控制问题，《公司法》修改时应考虑取消对经理职权的规定，转由董事会授予。

　　5. 法定代表人现行《公司法》将董事长或执行董事规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这种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元化规定容易导致公司经营活动僵化和代表权限过分集中。因此，《公司法》修改应考虑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一元化或多元化的选择权交由公司自主决定并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

　　6. 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实践中，广大中小投资者对控制股东利用资产重组等方式攫取公司财产、把子公司视 为“取款机”、坑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深恶痛绝。《公司法》修改时应考虑控制股东对公司和其它股东的诚信义务。这样有助于防止大股东滥用权利，以其优势地位损害小股东或公司的利益。可规定股东违反诚信义务时的损害赔偿责任，以确保大股东履行诚实信用的义务。

　　7. 司法介入机制《公司法》的修改，应针对股东、董事、经理等的民事责任可诉性不强，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呼应实践的要求并借鉴国外经验，引入必要的司法介入机制。进一步完善现行《公司法》第61条董事、经理竞业禁止的规定、第63条职务违法损害赔偿的规定、第111条股东诉讼权的规定。明确权利主张人的范围和顺序，明确对权利主张人的利益补偿和损害赔偿请求权。

　　8. 期权制度期权制度作为一种保护投资人利益、激励经营者的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运用。期权制度也是我国公司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但现行《公司法》第149条明确规定，除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它公司合并之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这已成为我国公司推行期权制度的法律障碍。为与国际惯例接轨，满足实际需要，《公司法》修改时应对上述条文进行调整，允许公司在为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情况下回购本公司股份。

　　9．解散、清算现行《公司法》只是规定了公司强制解散的几种情形，清算程序简单，权责不清，需要补充规定公司自愿解散的程序及效力，明确清算的主体、清算中公司的地位、清算组的地位、清算的规则、公示催告的后果等。

　　四、股东权益保护

　　1. 完善股东代位诉讼制度 股东代位诉讼权利，是在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执行职务，不法损害公司利益时，如果公司怠于追究上述董事、监事、经理的责任，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能代表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为更好保护股东权益，有必要予以完善。

　　2. 建立股东民事索赔机制 当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在法律上得不到必要的救济，这是我国现行《公司法》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方面的一大缺陷。新《公司法》应考虑建立投资者民事索赔机制。

　　3. 规范关联交易限制关联交易，增设大股东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和其它小股东利益的救济规定。加强对公司非理性行为的规范，如母子公司间的担保和其它关联担保。

　　4. 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 为确保公司经营者谋求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新《公司法》应建立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5. 取消强制性税后提取公益金的规定现行《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在税后利润中提取5-10%作为法定公益金用于职工集体福利，否则处以罚款（第第4页177、180、216条）。这一规定不符合公司法理；与国际通行的公司法律和会计制度相悖，难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从税负角度，增加了缴纳所得税的基数，损害了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法》修改时对此也应予以考虑。

　　6．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加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公示,加强公司财务会计的监督管理，赋予监事聘用外部审计的权利。

　　五、债权人权益保护

　　1．公示制度为维护交易安全，应进一步改进公司公示制度，包括证券市场中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公司债权人和投资者的知情权。

　　2．法人人格否认鉴于实践中一些股东尤其是控制股东运用“草船借箭”、“借尸还魂”、“坚壁清野”、“瞒天过海”等阴谋诡计，滥用法人资格、欺诈坑害债权人的情形比比皆是，立法者应在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的指引下，大胆导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承认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之例外：“当股东为回避其法定或约定义务而滥用其股东有限责任待遇、致使其与公司在财产、人格方面混淆不分、损害债权人利益时，法院或仲裁机构有权在该特定案件中否定公司的法人资格，责令有过错的股东直接向公司债权人履行法律义务、承担法律责任”。

　　3．公司终止后的民事责任依据我国目前的有关法律规定，公司必须先清理后方可申请注销。但在实践中申请注销在先、清算在后的现像是十分常见的，这极易损害债权人利益。因此，必须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未按法律规定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的，行为人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建议《公司法》修改时将现有的有关司法解释吸收进来，不妨规定在公司资本未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时，应认定该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在公司终止时由股东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公司资本虽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但未达到其申报的注册资本时，由股东对注册资本与实际出资之间的差额承担责任；在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况下，应令抽逃出资者在所抽逃的资金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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