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上刑罚目的的学说分析

西方历史上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分析

西方历史上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分析

根据日本人岛田武夫的著作——《日本刑法新论》、公培华先生的《刑罚论》以及马克昌先生的著作《刑罚通论》关于刑罚的目的的学说的介绍，归纳起来主要以下有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绝对主义
此派认为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犯罪是刑罚的原因。换言之，刑罚只是由于犯罪才被科处，此外不应追求任何其他目的，所以被称为绝对主义，又称报应主义。它可分为狭义的报应主义或报复主义：：
1．狭义的报应主义
这种主张从因果报应和维护正义出发，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人如果实施了恶的行为，那么就是非正义的，就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由于对正义的出处持不同的观点，复有如下三说即神意报应主义、道德报应主义和法律报应主义。
   （1）神意报应主义。此说认为神是正义的象征，神意就是正义，犯罪行为违反了神意，所以就应当受到惩罚。国家是神的代理者，神授予国家以刑罚权，国家对犯罪的刑罚是根据代表正义的神意而实施的报应。其代表人物是德国法理学家斯塔尔。现在看来，此说只不过是出于当权者的需要，将法律与宗教混为一谈，借用虚幻世界的神意，说明世俗世界的刑罚，不过是对人民的愚弄。今日看来实属荒唐。
    （2）道德报应主义。此说认为道德观念系正义的所在。，犯罪行为是违反道德的，因此也就是非正义的，刑罚就据此对犯罪进行报应。根据现代的法学观念，法与道德虽有联系，但也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道德可以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追求，要求可能相对较高，但法律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要求就应当降低一些。如果把刑罚的目的看作是对违反道德的行为的报应，那未免过于苛刻了。
    （3）法律报应主义。此说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根据法律的规定，人们知道了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犯罪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因而也就是非正义的，刑罚就是法律对犯罪行为人的报应。这种观点认为，除了以牙还牙之外，刑罚不具有其他的目的。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此派观点明确了刑罚的依据是法律，从而否定了刑罚擅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值得肯定。但是，把刑罚的目的仅仅看作是依据法律对罪犯的报应是不对的，他们重点强调了“罚”。因此法律报应主义的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
2．赎罪主义
 德国人柯勒是此派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刑罚对犯罪人施以痛苦，从而使犯罪人通过承受痛苦把自己从过去解脱出来。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刑罚具备消灭人的过去罪孽的力量，所以在施以刑罚时，完全以每个具体的犯罪人不同的特性来考虑。他们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考虑刑罚的目的时，把刑罚本身脱离于社会，就好像是在天国之上，只有上帝和犯罪人的存在，并没有考虑到人的社会性和刑罚的社会性。当然，此观点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它能够考虑到刑罚所针对的每个个体有所不同，也是值得现代社会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同时也是笔者所属意的学说之一，此说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其所追求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救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使社会和他人受到伤害，其身受刑罚的同时，感到服刑其实也是对自己所犯罪恶的救赎，从而寻求心灵上的解脱。
（二）相对主义
此派认为，“刑罚不是因为有犯罪才科处，而是为了将来不犯罪。所以刑罚并不是犯罪的当然结果，而是预防将来犯罪，维护社会利益的手段。所以刑罚的目的不在于犯罪本身，而在于保护社会的实际利益，从而科刑的标准应以是否达到维护实际利益的目的来决定，不是依犯罪的客观现实或罪责的大小来决定。所以称为相对主义，又称目的主义或功利主义。”[1]此派又有三个分支：
1．一般预防主义
此说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社会上一般人犯罪的发生，因为犯罪大都由于贪欲所引起，国家制刑、判刑和行刑就是用以使人们知道受刑之苦，大于犯罪所得的贪欲满足，以致知所畏惧，不敢触犯刑律。”[1]主张一般预防的人又可以分成三派：
  （1）威吓主义。此说以德国人葛梅林为代表。他们认为执行严刑峻法可以威吓社会上的一般人，通过公开执行酷刑，使人们在心理上对犯罪后的结果感到恐惧，从而减少社会上的犯罪行为。由于此说过分强调刑罚的残酷性，“不仅与现代刑罚日趋文明与缓和的时代精神不合，且会导致破坏罪刑相适应原则”[2]，因此不可取。
  （2）心理强制主义。此说代表人物为德国人费尔巴哈。他们认为“人人都有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本能，一个人之所以犯罪，是为了追求实施犯罪所带来的快乐”[3]。要想预防犯罪，应当对犯罪人加之以痛苦，即对犯罪科处刑罚，并使人们预先知道因犯罪而受到的痛苦，大于因犯罪而得到的快乐，从而产生抑制其   犯罪的意念，从而减少犯罪。此说与威吓主义比较接近，要想起到必要的心理强制的作用，必然导致酷刑滥用，出现了与威吓主义相同的缺点。
  （3）警戒主义。此说代表人物是德国人鲍尔。他们认为，“犯罪大多由于行为人不知道其行为是否被刑罚处罚或对其行为缺乏注意所至，因而为了预防犯罪，法律应当公开宣示何种行为应受刑罚处罚，唤起一般人民的注意，教育其不去实施犯罪。”[4]此说强调刑罚的警戒教育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刑罚的作用并不限于此，因此此说就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失。
一般预防固然是刑罚的目的之一，但刑罚的目的绝不仅是一般预防。因而上述诸说除存在各自的缺点外，只知一般预防，不知特殊预防则是他们共同的缺陷。
2．特别预防主义
此派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已经被科处刑罚的人将来再实施犯罪行为，他们又可以分成两派：
  （1）改善主义。此派代表人物为德国人路德。他们认为刑罚仅仅针对犯罪的人，目的在于“使其悔改向善，将来不再犯罪”[5]，国家具有使犯过罪的人弃恶从善的责任，刑罚恰恰就是履行这个责任的一个手段。
可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恶行吗？在我看来也不尽然，因为法是分恶法和良法的，如果恶法中规定是犯罪的行为在良法中不是犯罪，那么又谈何弃恶从善呢？所以把“改善”作为刑罚目的有不妥之处。
  （2）防卫主义。此派代表人物为意大利人龙勃罗梭。他明确指出：“刑罚必从防卫立论，方可无反对之地。”[1]他们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国家同个人一样都具有生存权，而犯罪行为就是对国家的这项权利的侵害，国家为了免受侵害才对犯罪的个人处以刑罚。
但是这种观点好像经不起推敲：如果说国家是为了免受侵害而对个人处以刑罚，那么是为了免受谁的侵害呢？罪犯吗？他已经对国家侵害完毕，谈何免受他的侵害？如果说是为了避免他再次侵害社会的话，那就更加可笑了，难道我们的法官都是先知吗？能够断定出每一个罪犯都会再次侵害国家？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是为了避免社会上的其他人的侵害，杀一儆百，那么就会使得这个派别从特殊预防的这个阵营滑向一般预防，而一般预防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所以把防卫作为目的是站不住脚的。
3．双面预防主义
此说的代表人物为意大利人贝卡利亚和英国人边沁。他们认为刑罚的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结合。贝卡利亚在其辉煌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明确指出：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对刑法学相关问题的论述，对于现代刑法学来说，贡献无疑是极其重大的，他本人也被尊为现代刑法学的奠基人。但我仍然认为，他的对于刑罚的目的的认识还不深刻，虽然他的论述已经可以算是刑罚之实然目的中的直接目的。就像我在一开始提到的，何为目的，目的是行为想要得到的结果。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的刑罚制度，如果仅仅是从人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就不称其为社会了，我们就会生活在先哲们描绘得理想国和乌托邦之中了。但是我非常的理解他，就像我理解现在的许多中国学者一样。他的观点的提出，是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当时及之前，社会的专制统治非常严重，刑罚的滥用极其普遍，导致人权遭到践踏、社会秩序得不到应有的维护。他的观点的提出，可以被看作是对于专制统治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又是含蓄的，因为他自己就是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所以他对于刑罚的目的的论述究竟是由于其主观上的历史局限性，还是在客观上受到了专制统治的影响就不在此细究了。
（三）折中主义
由于它调和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所以此派在看待刑罚之目的时，既认为刑罚之中存在着报应的因素，又认为其中也存在着预防的因素。但是，经过我们以上对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即使把二者捏在一起，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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