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以法为本理论的内容分析

法家的以法为本理论的内容分析

法家的以法为本理论的内容
（一）要求制定成文法
法家认为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首先有法。法律制订以后,既然要人们遵守,就必须以成文的形式予以公布,并力求做到家喻户晓。商鞅指出:“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偏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郑国子产的“铸刑书”,邓析的“竹刑”,晋国的“铸刑鼎”。在公布成文法运动的基础上,战国时期的封建法制进一步完善,法家代表人物魏相李悝的《法经 》便是其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法家对于制定法律也是有规律可循，对法律的制订有如下的原则：第一,必须“当时而立法” 法家要求法律的制订要“法与时移,禁与能变”，“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按照现在的眼光看来是指，立法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这和我们今天制定法律的规律相同，是要结合现实条件。第二,必须考虑人们是否力所能及,“毋强不能”,否则“令于人之所不能为”则“其立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则“其事败”。因此,立法者不能立禁太多,“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这一点来讲，法家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二）要求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
在诸子百家中法家是最维护法制的学派，法家通过严格的赏罚制度保证法律的施行：奖赏依法办事的人，用重刑打击违法行事的人，使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法家主张“法治”,反对把国家的兴亡治乱完全系于“圣主、贤主”身上,反对儒家的礼治，不相信一两个人的力量足以转移社会风气,不相信圣明的君主，坚决反对有治人,无治法,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办法。法家所需要的是必然之治,使社会长治久安,而不是随人而治，因人而兴衰的治国方法。法家主张,“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国有常法,虽危不亡”。[4]他们所注意的是法律,是“以法治国”,“缘法而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何种行为该赏,何种行为该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能因礼而异,不能因人而异,处于一种随机的状态，必须有统一的法律,一刑,才能使人守法,维持公平。为了使法律有效地实施,法家还提出了重刑的主张。这也是其以法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商鞅指出:“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韩非子中对此作了解释:“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韩非还对重刑所具有的杀一儆百、维护社会秩序之一般预防作用作了详细说明:“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可见,在法家看来,重刑是达到法治的一个重要手段。重刑并不只是针对某一罪犯,而是要威慑全体民众,“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以刑去刑”,重刑的提出以及实践让法律在当时得到保障，树立绝对的权威。以此达到树立法律的权威。
（三）防止“政出多门”
法家强调必须统一立法权,统一法律的内容,统一思想认识,要求保持法的稳定性,即所谓“壹法”、“一尊”。如韩非就明确指出:“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法莫如一而固”,否则“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管子•法法》也强调:如果“号令已出又易之”,“刑法已错(制定)又移之”,“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这些都是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是对成文法律的制定提出了统一 的要求，法家看到了法律所具有的特性，对此要求稳定和统一，在当时具有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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