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律思想主流地位的取得分析
法家法律思想主流地位的取得分析
某种思想的主流地位，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其思想代表了统治者的立法思想，对国家的立法、司法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是其思想成为了民众共同的观念。因此可以说，一种思想是否取得主流地位的标志，首先是它是否被统治者所接受，对实际的法律建设和政治建设中政治、政策、立法、司法等方面产生实际的影响，其次是它是否被大众所接受。自春秋以来，尤其是战国和秦代，法家思想毫无疑问就取得了这样的主流地位。
春秋三百年的纷争，打破了西周时代的闭塞，铁器出现、商业活跃、井田制动摇、天子权威削弱、新兴地主与士人阶层涌现，旧制度彻底崩溃了。进入战国，制度的破坏和新的生产力的需要，使这种纷争演变成为强势生存的彻底竞争。但当时的百家争鸣中不论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还是墨家的“兼爱非攻”，抑或儒家的“以仁治国”都不能使社会摆脱诸侯争霸、兵祸连接、社会四分五裂的情况，而只有法家的主张能急功近利、立竿见影地富国强兵。
弱小就要灭亡，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铁血现实。彻底的变法图强成为每个邦国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于是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
战国初期，魏国国君魏文侯任用李悝为宰相，实行变法。李悝在任相期间，得到国君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李悝变法包括以下内容：废除官爵世袭制，把官职和俸禄授予对国家作出贡献的人；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法经》，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革除阡陌封疆，鼓励自由开垦土地；实行“平籴法”，保证粮价不会暴跌暴涨，保护农民利益；改革军制，精选武士。??
李悝变法使魏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强盛的国家，深得民众的支持。自此，以李悝所代表的法家思想确立了在魏的主流地位。
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吴起变法的归纳如下：均爵平禄，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这些爵禄去奉养有功的将士；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开发僻远的土地。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扩大了势力范围。
吴起变法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其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确立了法家思想在楚的主流地位。
秦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其他大国。公元前356年，商鞅携《法经》入秦，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变法。法令规定：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耕战，以军功的大小来授予爵位、田宅，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逐步成为群雄逐鹿的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商鞅变法取得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及其思想在秦取得了主流地位,而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的成功先例，对各国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成为了各国效法的对象。
商鞅之后，韩非继承和发展了法家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秦王政读了韩非的著作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于是他攻打韩国，只为求才。甚至在韩非身死，秦统一六国之后，由于秦始皇对法家的偏爱和同为法家的李斯的辅佐，使秦继承了法家的思想，并在实践中进行法治统治：秦王朝法网细密，对人民生活的一举一动都以法律的形式有细密的规定；法制发达，法律令名目繁多，而且体例和内容已经相当完备；信奉重刑主义，轻罪重罚、用刑严酷；“焚书坑儒”， 销毁除法家以外的所有诸子百家的著作，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
综上所述，从战国至秦朝，法家的思想都占据了主流的地位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不仅因为各国的变法，任用的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其各自的变法实践中都有着相似之处，都体现了“土地私有”、“中央集权”等许多的法家主张。法家思想逐渐渗入战国各国乃至秦朝的统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决定着各国和秦民众的共同观念和心态,构成了法家雄厚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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