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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证据认定
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责任中最重要、最常见的责任形式，其目的在于弥补权利人因违法行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如何公道确定赔偿数额，既是案件审理的重点，也是考验法官聪明和公心的一道困难。概括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主要有以下几项依据：一是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二是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非法利益，三是受到侵犯的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的公道倍数，四是“酌定赔偿”，即当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均无法直接认定，且没有许可使用费可供参照或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公道时，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在法定幅度范围内酌情确定赔偿的数额。此外，权利人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公道用度，也在法律规定的赔偿之列。但无论法院终极依据的是哪一种确定赔偿额，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证据认定。而由于市场因素的多元性、侵权证据的隐蔽性等原因，当事人对上述依据所涉及的事实在举证和证实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困难，司法界就赔偿额的证据认定题目也产生过诸多争议，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增加了损害赔偿额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假定侵权行为成立且侵权人须承担赔偿责任条件下，以广州中院近年的典型判例为样本，此类案件审理中在当事人举证和证据认定上所存在的题目和争议，进而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一、权利人的损失及其证据认定
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是损害赔偿额计算的核心和首要依据。由于，任何一种赔偿额计算方式都不可能脱离实际损失或者损害事实而单独存在，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①。
一般情况下，权利人的损失可以侵权行为发生后其利润较此前减少的数目为依据计算。但由于很多的财务制度不完善，利润减少又受诸多因素制约，很难据此直接计算赔偿额，故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了以往的实践经验，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损失还可通过以下方式确定：专利权人的损失，可根据专利产品因侵权所造成的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公道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专利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公道利润之积可以视为专利权人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商标权人的损失，可根据其因侵权所造成的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著作权人的损失，可根据其因侵权所造成的复制品发行减少量或者侵权复制品销售量与权利人发行该复制品的单位利润的乘积来计算。
毋庸置疑，权利人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应当由权利人举证证实。但是，知识产权产品应有的销售量、正常情况下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本身就是一个不轻易证实的事实（由于销售量、市场份额等既与知识产权要素有关，也受到销售策略、市场正常竞争状况、相关服务等因素的），权利人往往很难就其损失提供确凿无误的证据；而实践中，很多权利人由于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的欠缺，并不知道应该提供哪些证据；有的案件虽存在侵权行为，但实际上并未造成权利人帐面利润的减少，甚至还有增加，加大了权利人举证的难度，以致有的权利人干脆什么证据都不提供，直接请求法院酌定赔偿。据此，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由于当前我国对民事赔偿推行的是填平原则，其相对于惩罚性赔偿而言属于较低的赔偿标准，故尤应保证赔偿额的及时、充分和有效。因此，在计算权利人的损失时应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选择最公道和最有利于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以保障权利人的全部损失尽可能得到弥补②，并抑制同类侵权行为的再度发生，实现诉讼的警戒目的。我们以为，对于某些难以正确计算或现有证据无法直接证实的损失，可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推算；对涉及赔偿数额的证据采信不宜过分严格，只要权利人尽了善意举证义务，根据其提供的证据能够对权利人销售情况的变化作出大致相当的推断，并足以令独立而公正的裁判者产生内心确信，就应当对相关证据和权利人据此提出的请求予以采纳，而不宜简单地适用５０万元以下的酌定赔偿。
在广州市好又多百货贸易广场有限公司诉广州正大万客隆（佳景）有限公司侵犯贸易秘密纠纷一案中，原、被告均为广州市货仓式商场经营者，原告于１９９７年８月８日开业，同年８月上旬，原告的资讯部副课长李建新违反原告的保密规定，擅自将原告的供货商名址等资料下载后秘密复制，于同月１３日兜售给被告。同年１０月１４日，李因泄密行为被扭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根据其供述，从被告处查获了原告自开业至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２日止的供货商名址等经营信息。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李的行为构成侵犯贸易秘密罪，并认定原告自１９９７年９月初开始业绩下跌，月销售收进较８月份下跌１５?６３％即６６９万元。该判决生效后，原告于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２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赔偿损失４２０５１６３７?８８元，并提交了上述刑事判决书和刑事诉讼过程中其单方委托广东某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的损失评估报告，拟以该报告认定的损失数额作为赔偿依据——报告称，原告因李窃取并出卖内部贸易机密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为２０１０９６８?１０元，最大间接损失评估测算值为４００４０６６９?７８元。被告则辩称，该评估报告是原告自行委托评估机构为刑事案作出的，不具独立性、客观性和性。一审法院向原告发出限期提交财务资料的通知，但原告只是提交了其１９９７年８－１０月的利润表（该表显示原告该３个月的净利润均为负数），一直没有提交可供正确计算利润数额的具体财务资料。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有一种观点以为，本案应参照最高法院１９９８年知识产权座谈会纪要精神，在５０万元以下酌定赔偿额。但一审法院考虑到原告开业几天就发生侵权的情况，依职权调取了广州市统计局编制的《’９８广州统计年鉴》，其中的《市区大中型批发零售贸易业财务状况》表显示，１９９７年日用百货零售业的均匀利润率为８?９３６４２５％。一审法院遂以上述均匀利润率和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原告销售收进下跌等事实为依据，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１１９５６９３?６６元。其主要思路是：原告提供的评估报告是评估机构受原告单方委托作出的，有关评估资料也没有经过原、被告双方的质证、认证，不符合民事诉讼中关于评估的程序要求；且上列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也没有对该评估报告中认定的原告损失数额予以确认，故该报告认定的原告损失数额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所提请求理由不充分，不能全额支持。由于原告开业不久即发生侵权事实，其提交的三份利润表中显示的利润均为负数，无法反映获利情况，故无法参照；而毛利和毛利率又未扣除有关销售本钱等用度，不能作为计算损失的直接依据；鉴于原告一直没有按要求提交可供评估的财务报表，致使法院无法就侵权行为发生时原告的实际利润率重新委托评估，即无法正确无误地计算原告损失，故只能参照同一时期的统计年鉴，将其中与原告所属行业相近似的日用百货零售业的均匀利润率视为原告当时的利润率；原告自１９９７年９月初开始月销售收进下跌６６９万元是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故予认定，结合被告购买、使用原告贸易秘密到被查获的时间，确定原告因侵权遭受损失的时间为２月；据此，统计年鉴中反映的利润率（８?９３６４２５％）与原告下跌的销售收进（６６９万元／月×２月）的乘积（１１９５６９３?６６元），即为被告应承担的损失赔偿额③。一审判决后，原告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④。
以上案例说明，有关权利人损失的证据认定不能简单化，否则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如在该案中，权利人的销售收进因侵权而下跌的事实是清楚的，但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精确计算权利人的利润减少额，若简单适用酌定赔偿，虽能省往不少麻烦，但显然不能充分维护权利人的权益。为此，法院依职权调取了相关统计年鉴，以相近行业的均匀利润率结合原告下跌的销售收进、被告的侵权时间等计算确定被告的赔偿数额，从而解决了原告损失认定上的困难。简言之，案件审理时应尽可能利用现有证据推算确定权利人的损失，即便这样的推算并不十分精确。另要留意的是，假如权利人的损失部分已经查实，部分无法查清，而查实部分已超过酌定赔偿的最高限额，那么权利人的损失赔偿额就应当是已查实部分的损失加上未查清部分的酌定赔偿额。
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及其证据认定
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通常以侵权产品的市场销售量与该产品单位利润的乘积计算，若侵权产品的单位利润无法查明，也可以正当产品的单位利润计算。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题目的若干规定》，专利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一般可按其营业利润计算，如查明侵权人完全以侵权为业，则可按照销售利润计算。至于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纠纷，根据“相类似之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的原则⑤，应可参照上述规定处理。
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主要体现在侵权人的财务账册、生产记录、销售合同及其对外发布的经营信息（如广告）等。众所周知，当前我国财务制度的执行状况并不令人乐观，有些案件的被告甚至没有帐目，根本提供不出真实可信的财务账册。有的被告主观上不愿赔偿，拒不提交相关证据，尤其是当违法所得超过酌定赔偿的法定最高限额时更是如此，以期法院的酌定赔偿能使其保存部分非法利益。因此，对于侵权人提交的财务账册，法院尤应留意审查其真实性、完整性，从严把握。
由于有关侵权人违法所得的证据大多把握在侵权人手中，权利人无从获得，故通常难以举证，侵权人则主张自己没有获利或拒不提供相关证据。对此，我们以为，对于权利人的举证要求不宜过高，而侵权人却不同，其作为侵权产品的经营者，对自身的经营状况不可能不了解，只要其出示真实全面的财务帐册完全可以说明题目。这种情况下，若侵权人拒不举证或举证不能（包括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不足以采信），而根据权利人提供的证据或法院依法查证的事实能够确定侵权人大致的获利情况，就应当对侵权人作出不利的解释和处理。具体而言，此时法院可通过行使释明权责令侵权人举证证实实在际盈利、经营本钱以及应予剔除的与侵权行为无关的因素。若侵权人仍然拒尽提供有效证据，可考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７５条关于“有证据证实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假如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直接认可权利人的证据和计算方法或依照法院已经查证的基本事实，确定侵权人应予赔偿的数额。
在广州市荔湾区超越电脑工程部诉钟华宁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原告于１９９２年６月开始发行销售某软件，被告是原告的技术经理，后离开原告公司自己创业，于１９９４年２月至１９９６年１月期间销售了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软件，并在广告中声称其已销售了１２５套。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４日，原告和公证职员在被告处购得装有侵权软件的硬盘，价格为５２００元，其中软件费４０００元，硬盘费１２００元。原告据此诉请被告赔偿经济损失１００万元。被告辩称其广告有夸大成份，但无提供实在际销售数目与此不同的证据。一审法院在原告的实际损失和被告确切的违法所得均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根据被告广告中声称的销售数目（１２５套）和公证购买的软件单价（４０００元），直接判令被告赔偿原告５０万元。判后，被告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并驳回了被告后来提出的再审申请⑥。
三、许可使用费的公道倍数及其证据认定
以被侵权专利或商标的许可使用费公道倍数计算赔偿额，是专利、商标侵权案件中确定赔偿额的基本方法。实务界普遍以为，在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亦可参照这一方法确定损害赔偿额。
有关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费，包括商标、专利的许可使用费、作品的稿酬、技术秘密的转让费等，当事人自身可能就有可以比照的合同标准。此外，很多行政主管部分、行业协会或集体治理组织都制定了一定的收费标准，其他同行业、同等水平的单位也可能存有可供参照的标准，这些标准大多是较为客观和具体的，不受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影响，诉讼中均可作为证据认定或。
作为赔偿依据的许可费，应当是权利人在发现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前，曾将其权利许可他人使用时所收取的用度，也包括类型相同且基本要素相近的权利在通常情况下许可他人使用所应当收取并已实际收取的用度（如著作权集体治理组织所执行的收费标准）。此外，对于同一项知识产权，由于利用的地域和方式不同，利用过程中该知识产权发挥的作用不同，交易主体的主观评价不同，双方终极协商达成的交易价格（许可使用费）也可能完全不同，故判定时需结合多种因素综合考量；有时候权利人为了获取高额赔偿，故意同他人编造虚假的许可合同，约定的许可使用费明显偏高，一旦认定，该收费即不得作为计付赔偿额的依据。因此，在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公道倍数确定赔偿额时，权利人有义务举证证实其主张的许可使用费是实际发生并且公道的。法院在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核时，应综合考虑权利人主张的许可使用费适用的许可方式（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抑或普通许可）、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和期间等，结合侵权人的侵权方式、侵权行为存续时间和范围等因素加以认定。另应留意的是，司法解释规定以许可使用费的公道倍数作为确定赔偿额的依据，所谓“公道倍数”并不一定是一倍以上。如权利人许可他人在全国范围内独占实施涉案专利且许可时间为五年，而被告只在某市范围内实施了侵权行为且仅仅持续六个月，则赔偿额只可在上述许可费的一倍以下确定。
在华纳唱片有限公司（香港）诉广州市越秀区龙胜酒吧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３首ＭＴＶ作品以卡拉ＯＫ形式向公众放映，原告以为被告侵犯了其著作权，诉请判令被告赔偿损失人民币３０万元。为证实其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有限公司出具的一份声明书，该声明书附件载明：“本协会各会员公司对其创作的香港流行歌星ＭＴＶ曲目，在向香港卡拉ＯＫ歌厅等娱乐场所提供贸易性优先使用时，惯用的方式是一次性许可，使用期为一个月至三个月不等，每首ＭＴＶ曲目收费亦由港币５００００元至５０万元不等。其后，会员之ＭＴＶ曲目只可以在已经过会员授权公然放映之场所使用。”一审法院审查后以为，该声明书载明的收费标准仅适用于香港地区，不适用于内地，原告根据香港地区的收费标准要求身处内地的被告赔偿损失人民币３０万元依据不足；鉴于原告的实际损失和被告的违法所得难以确定，综合考虑被告侵权的持续时间、使用ＭＴＶ作品的方式、经营规模、经营场所的位置、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ＭＴＶ作品的制作本钱和流行程度、被告所在地的状况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公道开支３３０００元⑦。判后，双方均没有上诉。
审判实践中有关许可使用费的证据认定经常碰到这样的困难：权利人提交的证占有相当部分是其与关联签订的许可合同，能否直接采信作为确定赔偿额的依据？我们以为，对此类证据的认定尤须慎重，但也不宜仅仅由于缔约对方是权利人的关联企业就一概不予采信――究竟经济生活中权利人通过组建或授权关联企业实施知识产权的情况并不少见，关键是看有无证据证实该许可合同已实际履行，同时参照所在领域同类型权利的实际情况，考查其间约定的许可使用费是否公道。权利人应就许可使用合同已实际履行、用度约定的公道性以及是否适用于本案等进行举证和必要的说明。
四、酌定赔偿中的考量因素及其证据认定
酌定赔偿的实质是对权利人损失的一种推定——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基于权利保护目的，为避免侵权人隐瞒侵权证据而作出的不利于侵权人的推定。固然酌定的数额客观上可能大于或小于实际损失，但酌定赔偿的标准和过程始终必须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作为基础和依托，并以现有证据所能证实的侵权情节、市场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同等因素作为酌定的依据。
故此，尽管酌定赔偿确实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人可以不承担举证责任。法律对于酌定赔偿方式的适用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和最高限额，并规定了应予考虑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的确认都需要一定的证据支持，故权利人的举证责任仍然不能免除，其至少仍有义务证实非因自身原因导致的权利人经济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事实和相关的侵权情节，并就其赔偿请求额的依据和理由予以充分说明。如权利人经法官释明后仍拒尽承担以上举证责任和说明义务，又不申请法院进行必要的查证，导致酌定因素所涉及的基本事实无法查清的，就应当驳回其赔偿损失的请求。而法院在适用酌定赔偿之前，也应对权利人可能的损失或侵权人可能的获利进行审查，这既是适用酌定赔偿的先决条件，也是终极确定赔偿额的重要因素⑧。
在各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的时间、涉及的范围、造成的后果等，是通常需要考量的因素。此外，专利侵权案件中的权利类型、产品种别、权利人的投进、专利的生命周期、侵权人的经营规模、产品单价和单位利润等，商标侵权案件中的商标声誉（即商标在相关消费群体中的着名度，是驰名商标、著名商标还是一般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许可的种类（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或普通许可）、时间、范围等，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的权利类型、作品种别和市场价值、正常使用费、特殊作品（如软件）的开发本钱等，贸易秘密侵权案件中侵权人的利润、贸易秘密的经济价值等，同样是法官酌定赔偿时应考虑的因素。权利人有否针对以上因素进行举证，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充分、确凿，将直接法院终极判定的赔偿数额。如同样是侵犯贸易秘密，但证据所证实的侵权情节不同，赔偿额度也势必不同：若被告窃取贸易秘密后仅供自身使用，未向他人表露的，一般以为造成的损失较少，赔偿额度也较小；若被告获取贸易秘密后自行申请了专利，虽违反了原告意愿并导致了原来的秘密被公然的后果，但由于可通过将专利权判回原告的方式使原告的损失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必要时可考虑在此基础上给予原告适当的补偿；若被告已将秘密对外公然并由他人随意使用，贸易秘密的价值完全丧失，从而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则应考虑给予原告更多的赔偿。
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信息服务中心诉广东珠影白天鹅光盘有限公司等被告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原告出资人民币３５０万元取得涉案作品的著作权，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两次批量加工了侵犯原告著作权的两种光盘，其中每张光盘都基本复制了原告两张光盘的。原告为此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８６８６００元。一、二审法院经审理均以为，由于对被告两次复制侵权光盘的具体数目无法查清，对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和被告因侵权获得的利益均无法确定，故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不能全额支持。综合考虑原告为该节目付出的投资、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和被告复制侵权光盘的次数及其复制加工的一张光盘已基本收录了原告两张光盘的内容等事实，酌情判定被告赔偿原告损失３０万元。
长期以来，由于大多数判决书未就个案中酌定赔偿的各考量因素与赔偿额之间的量化关系、有关考量因素的证据认定等进行具体，甚至不公布酌定赔偿时所斟酌考虑的因素，再加上不同法官在经验、水平和主观感受上的不同，客观上导致了案情类似赔偿额却大相径庭的情况，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也因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为防止酌定赔偿演变为随意赔偿，实现司法同一，我们建议在深进调研的基础上，鉴戒刑事立法中明确量刑幅度的做法，由最高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结合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制定切实可行的赔偿量化标准，在各种酌定因素与终极的赔偿额之间建立公道的对应关系，形成较为规范的标准体系，甚至可规定各因素在整个赔偿额中所占据的大致比重，由法官根据个案证据所能证实的各种因素的具体情况逐项“打分”，再将“各项得分”累加后乘以法定赔偿幅度的最高限，并考虑该幅度的最低限来确定一个相对更小的酌定幅度，在这样的幅度内终极确定赔偿额。另外还可通过定期公布优秀判例的形式，为法官适法“量赔”提供指导和参考。
五、权利人的公道开支及其证据认定
无论是哪一种损害赔偿额计算，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而支付的公道开支均属于赔偿的范围。权利人的公道开支通常包括律师代理费、公证费、购买侵权产品（证据）的支出、为调查制止侵权支付的差旅费、材料查询印制费和必要的鉴定费、审计费等。为使请求赔偿的公道开支能获得法院支持，权利人应举证证实，其主张对方赔偿的开支是为制止涉案侵权行为实际发生的必要开支，且支出的数额也是公道的。
律师代理费通常是公道开支中最主要的部分。在律师费的判赔题目上，各地法院的做法和把握的标准并不一致。有的只要认定侵权成立，即判决侵权人承担对方必要的律师费；有的要求权利人指控的侵权行为全部成立且出示有正式的律师收费发票才予认可；有的则按权利人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的比例确定判赔的律师费数额。本文以为，对律师代理费的判赔应把握以下原则：１?必须有律师出庭代理诉讼。若是公民代理，代理费一概不予支持。２?律师费已实际收取（有相应的委托合同、收费发票或帐单证实），并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３?被告的侵权行为成立，且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具体衡量时，可综合考虑案件的难易程度、律师的工作量、原告诉请获得支持的情况等予以确定。一般情况下，侵权成立即可判令被告承担一半的律师费，原告的赔偿请求获得支持的，可根据支持的比例增加被告承担的律师费；同时有其他诉请获得支持的，可再适当进步被告赔偿律师费的数额。
至于公证费，公证取证长期以来就是知识产权诉讼当事人用以证实侵权事实的重要手段，由于公证费通常是按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收取，故只要侵权基本成立，经公证取得的证据被作为定案依据，公证费都应视为公道开支予以支持。
此外，在鉴定结论、审计报告得到采信的情况下，相应的鉴定费、审计费也应获得法院的支持；权利人购买侵权产品作为证据的支出、材料查询印制费等只要证据真实可信，且能体现是为调查、制止涉案侵权行为而支出，数额公道，均应予以判赔；至于差旅费，则必须以一般正常的公务需求为标准。例如，负责公证的是异地公证机构，公证职员的费、住宿费等一般就不作为公道开支支持，由于权利人通常有条件聘请当地的公证机构完成同样的工作。
在广州市海之盈首饰胶模厂诉广州新市新科华成鞋材厂商标侵权纠纷一案中，原告在请求被告赔偿损失２５万元的同时，要求赔偿其因本案支出的公道调查用度７５００元及律师费１５０００元，但举证时只提供了广州市某咨询公司更名为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公司的工商证实和后者出具的一张帐单，无提供相应的合同以及往来帐单印证；就律师费的赔偿请求也只是提交了代理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未注明时间的发票联，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了原告关于调查费和律师费的赔偿请求，同时综合其他各种因素酌定被告赔偿１万元⑨。判后，原告上诉，在坚持原审诉讼请求基础上增加要求被告支付二审律师费４０００元。二审法院以为，尽管原告提供的律师费发票没有时间，只有律师事务所印章，调查用度也只有一张帐单而无其他证据印证，但从本案的情况看，律师事务所确实委派了律师代理诉讼，根据常理，当事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会有一定支出，故确认原告为调查收集证据和委托律师参加诉讼支付了一定用度，应在酌定赔偿时一并予以考虑，遂将赔偿额调整为２万元⑩。该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仅仅在于赔偿的数额。从原告一审提交的证据来看，显然不具应有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似无不妥。而分析二审法院的意见，其事实上并非转而采信以上证据，而是基于原告方确有律师出庭代理诉讼的事实而根据常理推定原告需支付一定的律师费，从而将其作为一个酌定因素在计算赔偿额时予以考虑。笔者以为，该案二审法院的处理，目的是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但客观上并不利于规范、引导当事人正确履行举证义务。由于，权利人对其境内委托代理诉讼支付的律师费完全有能力和义务提供完备的证据，在此情况下，应严格执行证据规则的规定，对于无法体现关联性的证据不予采纳，否则就可能鼓励权利人在履行举证义务时“偷懒”。
结 语
损害赔偿是法律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一种最重要的民事救济，也是侵权责任的终极落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一直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不可能设想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确定的方法，像套用数学数表那样简单快捷地计算出赔偿数额；而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在实体上追求尽对公正、公道的赔偿结果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我们所侧重追求的，应当是鼓励和督促当事人就其主张进行积极的举证和质证、法官对证据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审核以及裁判文书中就证据的采信和赔偿额的终极确定予以充分的说理，以此实现案件审理（包括赔偿额计算过程）中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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