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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我国遗嘱自由及其限制
论文摘要 遗嘱自由原则是罗马法所确立的重要的继承法原则，广泛适用于各国立法。但遗嘱自由有其弊端，把握自由的“度”至关重要。本文对我国遗嘱自由及对其的限制加以阐述，提出我国继承立法在遗嘱自由限制方面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完善我国的遗嘱继承法律制度。
论文关键词 遗嘱自由 限制 特留份 公序良俗原则
遗嘱自由是世界各国继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遗嘱自由作为继承法确立的一项原则和制度，也并不是绝对的。自继承法产生以来，各国对遗嘱自由都进行限制立法，以保障此原则的合理运用。我国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很深刻的立法研究。
一、现代法意义上的遗嘱自由
对于遗嘱自由，我们着重研究其现代法的意义，主要原因是它与我们当代生活息息相关。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它的来源和发展，了解它的来源与发展有利于我们对遗嘱自由问题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一)遗嘱自由的产生与发展遗嘱自由制度最早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的《十二铜表法》中第一次正式地确定了遗嘱继承的存在，基本含义虽然不同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遗嘱自由，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我国古代社会，继承制度主要实行的是诸子均分的法定继承制度，而遗嘱继承仅仅作为例外存在。该制度只是处于萌芽的时期，尚不成熟，对于遗嘱有诸多限制，自然与现代意义上的遗嘱自由有很大差别，但在根本上已经突破了法定继承的根基。经过漫长的继承和发展，遗嘱自由日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来，尤其是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完备以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的立法理念，为遗嘱自由赋予了丰富的土壤。
(二)遗嘱自由的涵义遗嘱自由是遗嘱继承制度的基本原则，它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继承法中的体现，体现了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遗嘱自由主要包括遗嘱内容的确定自由、遗嘱形式的选择自由和遗嘱的变更、撤销自由。最大限度的满足了行为人的意思自由，为其自由立遗嘱的行为奠定了充足的法律基础。
需要明确一点的是遗嘱不同于遗赠，虽然二者都体现了遗嘱人的自由意思，但它们的指向对象不同，我们这里只研究指向法定继承人的遗嘱继承。
二、我国遗嘱自由的概念及其内容
在我国，遗嘱自由是指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处分个人财产，决定其死后财产归属的自由权利。遗嘱自由具有人身性，不适用代理制度，在遗嘱人死亡之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属于要式法律行为。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我国遗嘱自由的内容包括：
(一)确定遗嘱内容的自由公民在立遗嘱时，有确定其遗嘱内容的自由。我国规定公民对于遗嘱的受领人、遗嘱内容、遗嘱是否需要执行人、都可以自由决定。不难看出，公民都有权选择通过遗嘱这种单方面的处分行为，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而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干扰和限制。
(二)选择遗嘱方式的自由我国《继承法》承认的遗嘱方式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等，立遗嘱人可以根据情况自由选择遗嘱方式。
(三)变更、撤销遗嘱的自由遗嘱的撤销是指遗嘱人废止原来所立的遗嘱。遗嘱的变更是指遗嘱人对遗嘱的部分内容做出修改。自遗嘱成立后至其发生效力时，期间可能相隔很久，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让遗嘱人仍受最初所为意思表示的拘束，未免过于苛刻，有违遗嘱的本质。因此，遗嘱在遗嘱人死亡前，尚未发生效力，为尊重遗嘱人的最终意思，法律允许遗嘱人随时撤回其遗嘱。针对每一种遗嘱方式的撤销也不尽相同。
三、我国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措施
基于于遗嘱具有改变法定继承人范围、顺序和遗产分配份额的作用，而且遗嘱人有时会忽略法定继承人中弱者——老幼病残的利益，所以对遗嘱处分自由进行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一)我国对遗嘱自由的限制立法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具体规定包括：
第一，《继承法》第19条规定对于还不具有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和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依靠被继承人生活的人除依靠被继承人生活外，自己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其他扶养人，应当为其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样做，有利于保障弱者在没有依靠的情况下也能够正常生活。
第二，关于遗嘱无效。遗嘱人在设立遗嘱时必须具有遗嘱能力，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从本质来说，这并不能称之为限制，而是保护。其次，处分他人或者国家、集体财产的遗嘱也是无效的。
第三，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这有利于保护妇女和胎儿的合法权利。
对于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出生时就是死体的，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
由上可见，我国法律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仅仅在于为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和胎儿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些规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特留份制度。我国的这些规定是基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而产生的，没有从根本上保护弱者的利益，只是对其有了“萌芽式”的规定，因此有其不足之处。
(二)我国遗嘱自由法律限制的不足之处法律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没有真正体现既能遗嘱自由又能够保障弱者的生活，没有做到兼顾公平与自由。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的出来：
1.特留份制度适用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仅限于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和胎儿，而对其他继承人的权益如何保护法律并没有相关规定。
2.对特留份份额的规定不明确。从司法裁判方面来说，这就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每个人的思维是不同的，将会导致个案的差异过大的问题。从遗嘱人角度分析，会使遗嘱人对特留份该留出多少才符合法律规定无所适从，甚至会导致遗嘱人死亡后争夺遗产的纠纷，不利于家庭的和睦，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此类案件多有发生。
3.没有考虑到继承人的个体情况变化。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规定，继承人的具体情况在遗嘱生效之后发生了缺乏劳动能力并且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重大变化，则不能享有特留份。也就是说，是否给予特留份依据的是遗嘱所立之时的情况，而没有考虑到立遗嘱人死亡后出现类似问题的处理，显然是不妥的。
4.没有关于公序良俗原则的明确性规定。公序良俗原则体现了一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也就是行为应当符合一般道德标准。这涉及到我们所说的道德底线问题，试想，任何法律都是基于道德而制定，如果没有一个公序良俗的道德标准，何以保证法律实施的公正性?又有谁能保证法律能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呢?
四、对遗嘱自由进行法律限制的建议
我国法律上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特留份制度，而仅仅规定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一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国立法应当将特留份制度引入并且细化，同时在遗嘱继承中适当引入公序良俗原则，以完善我国遗嘱自由限制的法律制度。
(一)特留份制度的引入与细化1.拓宽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我国《继承法》仅仅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享有必要遗产份额的继承人范围过窄，条件过严。
一般情况下，特留份的享有者为未成年人、病残人、老年人以及未出世的胎儿。然而，当配偶、父母等法定继承人在身心健康、有一定收入，不具备享有特留份条件的情况下，会因为被继承人的遗嘱行为而无法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但我国法律又明确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从道德的层面上来看，也大有不妥之处，与遗嘱人共同生活的家人在生活中一定会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遗嘱人，倘若配偶、父母等法定继承人不具备享有特留份的权利，遗嘱人若将自己的合法财产不合理地分配或赠予他人，会导致法律规定的“义务条款”毫无意义，有违法律规定与社会道德。
考虑到这一点，笔者认为我国特留份制度应当将享有特留份的权利人的范围扩大，可以规定为身心健康、有一定收入的法定继承人如配偶和父母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非继承人留出必要的继承份额。这样规定将会把法律的道德标准细化，重要的是体现了遗嘱人作为家庭成员的义务，从根本上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从另一个方面说，也会有利于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麻烦。
2.特留份权利人的顺序。为什么要考虑顺序问题呢?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财产原本就不多，不足以满足每一个应当享有特留份的继承人的生活需求，而法律又规定必须给他们都留有一定份额，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笔者认为，对于既缺乏劳动力又没有经济来源的继承人，可以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和必要的其他费用加以确定;对于未出世胎儿，其特留份额应包括胎儿出生至成年的生活抚养费、教育费、必要的医疗费等。但是，如果胎儿的母亲或者其他愿意抚养他的近亲属有能力抚养其长大成人，我们就可以优先保障既缺乏劳动力又没有经济来源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被继承遗产有限，在特定条件下，法律可以规定只给需要金钱的一方而舍弃另一方。
3.关于特留份的份额的多少。遗嘱人在为法定继承人保留了必要份额，才有权处理特留份以外的遗产。即使遗嘱没有为法定继承人保留一定份额，也就是在特留份被侵害时，为了保全特留份，特留份权利人可依法律的规定使被继承人所为遗赠或遗赠失去效力，以保障特留份人的权利。
那么，到底要给法律规定的享有特留份权利人多少份额才符合法律呢?法律只是规定了“应当留”，却没有明确规定“怎么留”“留多少”，这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难题。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可以由遗嘱人生前同继承人协商确定，没有协商或协商不成的，在继承开始后，可以由继承人共同协商或调解解决，最后，必要的时候可以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和遗嘱人的遗产数额来确定一个基本的计算公式，来确定具体数额，只有明确规定了才能够实施有效，这是非常重要的。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任何法律不可能囊括所有的情况，当新的情况发生时，有必要对其限制有无法可依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原则性规定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再者，继承法关系到社会道德，我们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有必要适当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来规制行为人，在穷尽法律具体规定的时候加以适用和辅助，将会有更好的社会效果。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继承法也已单独立法，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其他相关法律，在继承法总则中立法规定在新的情况发生或者适用本法无规定又无他法可适用的时候，法官应当根据公序良俗原则确定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从而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在各个法系不断融合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必墨守成规，甚至可以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法精神，以判例的形式确定公序良俗原则，原因是任何法律都来源于习惯和道德，基于道德的判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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